从医院旁的医学堂起步
同济大学的创办阶段，应从1907年上海的德文医学堂说起。10月1日，医学堂举行开学典礼，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主持早期办学。校舍最初租用白克路、即今凤阳路同济医院对面的楼房；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中国医生，尚不是后来院系齐备的综合性大学。
宝隆及福沙伯等德国医生此前已在上海行医，并经营同济医院。他们愿意把医院作为教学场所，承担临床授课。医院的病人、诊疗设施和医生队伍，使新学堂能够把课堂学习与实际医疗联系起来，而不必另起炉灶建立完整的临床系统。
办学背后的多方参与
医学堂的建立涉及医生、外交人员、德国教育部门、基金会及商界。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参与推动，普鲁士教育官员阿尔特霍夫安排师资和设备。上海的中国董事及地方人士也参与学校事务，开学典礼有朱葆三等华籍董事和上海商会代表到场。
罗丝维塔·赖恩博特根据德国档案指出，这项事业还包含扩大德国文化与商业影响的政策意图。私人行医者希望培养医生，中国方面需要现代医学知识，德方政府和企业则有自己的利益。合作由这些并不完全相同的目标促成，学校也因此需要协调医院自主权、教学责任与经费安排。
经费如何转化为教学条件
筹备期间，科佩尔基金会同意每年提供2.1万马克，分担派往上海的教师费用。德国方面还组织商界募款，并要求普鲁士大学从研究所和医院收藏中捐出可供使用的图书、仪器和设备。柏林的解剖学家瓦尔代尔让所在研究所制作模型、挂图和标本，成为早期医学教学的物质条件。
首批从德国聘用的教师包括负责语言预备教育的辛德勒、生理学讲师克洛德·杜布瓦—雷蒙和医生阿曼。医学教学既需要能讲授专业知识的人，也需要教材、观察工具和实物标本；筹款、聘师与运输设备因而是同一办学计划的几个环节。早期实验学习由此具备条件，其重点仍在训练学生掌握基础与临床知识。
参考：[1]
先学德语，再进入医学训练
学生不能直接进入德语讲授的医学课堂，语言预科遂成为招生与培养的入口。开学初期学生规模仅数十人。早期课程计划将德文科安排为三年，除德语外，还学习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动植物知识及世界历史地理，为阅读教材和听专业课作准备。
随后是两年的医预科，学习医学理论及相关自然科学，再进入三年的医正科，接受临床训练，合计形成八年培养路径。1908年学校采用“同济德文医学堂”的中文名称。随着学生增加，校方在今复兴中路一带建设新校舍，1909年暑期后陆续迁入，白克路的临床医院与新的教学空间继续保持联系。
1912年增加工学教育
医学堂之后，德方工商界又筹设工程学校。工程师贝伦子于1912年来沪主持工作，在医学堂旁建设讲堂、实验室、实习工厂和宿舍；工学堂于6月12日开课，随后与医学堂合并形成医工并办的格局。其经费与机器来源包含德国企业捐赠，工科由此成为医学堂基础上的新增分支。
工学课程把理论与操作结合。早期学生一部分时间在课堂学习，一部分时间进入工厂实习。1913年前后建成的附属工厂设木工、熔铁、锻冶、制电、蒸汽机和内燃机等部门，还培养钳工和装配工。学生面对的是能够运转、检修和测量的机器，教学设备也成为理解工程问题的实践材料。
参考：[2]
招生延续与办学地点改变
1913年1月3日《申报》刊登医工科招生广告，显示医学与工程两条培养方向已共同向社会招生。广告中的“大学”用语属于当时的招生表述；学校从医学堂到医工学校，再到后来同济大学的制度变化，还经历了后续调整。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原有安排。1917年3月，法国方面封闭位于法租界内的学校，中国方面参与接续办学，教学后来转至吴淞。初创十年留下的关键结构，是德语预备教育、分阶段专业课程，以及医院和实习工厂支持下的实践训练。它们在校名、管理权和地点改变时，仍是后续办学需要保存与重建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