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史收藏到独立建所
尼古拉斯·威廉默斯·波斯图穆斯是荷兰经济史学者,早在1914年便建立荷兰经济史档案馆,保存商业记录,也搜集工会档案。1932年,他在阿姆斯特丹设立经济史图书馆,把有关藏书迁入。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后,抢救中欧的社会主义文献成为急迫问题。
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IISH)于1935年11月25日成立。这是机构创设的日期;其位于阿姆斯特丹皇帝运河街的馆舍,到1937年3月11日才正式开放。既有收藏与跨国抢救工作,在新机构内得到延续。
参考:[1]
保险资金与创办伙伴
关键的资助者是内赫米亚·德利梅。他领导中央工人保险与存款银行(De Centrale),该机构把部分净利用于劳动团体,此前已支持工人教育等活动。它提供了建所所需的社会联系和资金来源。
1934年,波斯图穆斯为挽救犹太工人组织崩得的图书馆,向德利梅求助。后者承担经费,两人由此开始合作,翌年促成研究所成立。德利梅出任首任理事会主席,此后继续资助重要文献的购入。德利梅虽未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却长期支持与劳动运动有关的教育机构。保险企业的社会用途,使学术收藏能够借助劳动运动已有的经济资源启动。
参考:[2]
跨境转移中的馆藏
1935至1940年,研究所集中力量接收欧洲各地处境危险的材料。首任图书馆员安妮·阿达玛·范斯赫尔特玛—克莱夫斯特拉亲自参与转移,在纳粹军队进入维也纳之前,把属于内特劳收藏的巴枯宁手稿秘密带出奥地利。
从俄国流亡国外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士所保存的图书和档案也来到阿姆斯特丹。1936年11月,巴黎分所遭闯入,托洛茨基文件被盗,显示了资料保管本身面临的政治风险。慕尼黑协定后,理事会担心战事蔓延至中立的荷兰,遂把最重要的档案转移至英国分支机构保管。
参考:[3]
保存、整理与研究的分工
研究所同时承担应急保管与长期学术工作。对暂时无力照管材料的个人和组织,它提供安全存放之处;对进入馆藏的资料,则通过接受捐赠、借存或购买加以汇集,随后保存、整理并向研究者提供咨询。
其目标还包括吸引专业人员利用馆藏开展研究,出版成果,以及提供社会史教学条件。不过,早期资金和人手不足,材料又大量涌入,常常只能作初步整理。救出文献、编成可查的目录、写成研究成果,是相互衔接却需要分别投入劳动的工作。研究所不隶属单一政党,因而接纳来自不同政治方向的收藏。这种收集原则扩大了材料来源,也使有限人员面临更加繁重的整理任务。
参考:[4]
与妇女运动档案馆合作
研究所也为同在1935年建立的国际妇女运动档案馆提供空间。罗莎·马努斯支持合作,同时希望其藏书和文件保持独立整体。1936年2月24日,双方签订协议,把这一安排落实为具体责任。
研究所借出本所有关妇女运动的材料,提供两间房及设施,并分担取暖、清洁和电话等费用。妇女运动档案馆则按研究所的体系编目这些材料,也让研究所的读者查阅馆藏。共享房屋、统一部分编目方法和互通读者,使机构间合作成为日常的资料服务。
参考:[5]
期刊把收藏转向讨论
1936年的《国际社会史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Social History)第一卷,展示了研究所周围形成的学术联系。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讨论巴枯宁1849年在德累斯顿报纸上的写作,亚历山大·伊久莫夫介绍布拉格俄国历史档案馆。研究对象既有历史文本,也有正在形成的文献收藏。
参与第一卷的作者还包括库尔特·巴施维茨、赫尔穆特·希尔施和汉斯·施泰因,他们都在1933年逃离纳粹德国。流亡学者的知识与跨境流动的文献,在同一刊物中相遇,使研究所的国际联系体现为具体的文章与资料介绍。
参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