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格勒的机构整合
1930年，苏联科学院在列宁格勒组建东方学研究所，使用科学院图书馆的空间，继承了1818年亚洲博物馆以来的收藏与研究传统。
1929年，东方学家曾为是否统一各机构的行政与财务而分成赞成、反对两派。政府的民族政策、对外活动和文字建设，也需要他们提供文献依据与专业咨询。
1930年5月23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依据科学院新章程设立社会科学学部，其东方学组辖有新研究所；10月2日，科学院全体会议批准研究所条例。亚洲博物馆、东方学者委员会、佛教文化研究所和突厥学研究室归入这一机构，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奥尔登堡任所长。
人员、计划与项目经费
研究所分设研究与图书馆部门，研究工作再按学科和地区组织。早期议题包括殖民地经济、民族运动、文学与语言；科研人员由1931年的32人增至1933年的63人。
1931年夏的全苏会议讨论次年计划，希望加强与东方各加盟共和国的合作。1932年，乌兹别克共和国为委托的扎吉德主义研究提供经费；研究所又与外国书目研究所共同准备《东方书目》材料。
参考：[1]
中国研究室的日常分工
1930年组建的中国—西夏研究室，由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主持，施楚茨基任秘书。成员各有专长：有人研究文学，有人研究语言和方言，弗卢格处理书目与手稿，斯卡奇科夫整理有关中国的俄文书目。
图书入藏后仍有许多工作。弗卢格重新登记旧藏，并挑出复本作为交换资料；施楚茨基还整理日本出版的汉学著作。1930年代，弗卢格系统清理敦煌收藏，为手稿编目并发表研究。研究室也依靠同国外学者及机构的往来补充文献，通过伯希和交换复本，就是其中一条渠道。
参考：[4]
一本期刊清单怎样使用
1932年，奥尔登堡编辑的《东方书目》第一辑在列宁格勒出版。卷末列出当地各馆在1931、1932年收到的东方学期刊，用缩写区别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东方学院等收藏机构。
清单还标卷期和缺期：《Chinese Economic Journal》注明缺少的期号，《通报》则标出两馆收藏。表中ИВ和ЛВИ是上述两馆的代号。缺期记录使读者不仅知道哪里有刊物，也能判断所需期次是否在藏。
参考：[3]
把各自的研究汇入计划
附录向机构和个人征集书目工作情况，询问研究地区、题目、完成程度、所用材料与图书馆，以及是否同意发表填报信息。研究所计划随答复到达，在刊物中公布资料；正在进行的研究也由此进入调查范围。
研究所与大学之间保持着人员联系，一些学者同时担任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1950年研究力量向莫斯科集中、列宁格勒保留东方手稿部门，则是后来的改组。1930年的整合，首先发生在列宁格勒既有藏书、研究人员与教学传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