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口店项目到专门研究机构
1929年，在北平开展工作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正式建立，成为后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它接续的是周口店古人类化石的调查。1927年，协和医学院解剖学家步达生根据新发现的人牙提出“中国猿人北京种”，随之而来的质疑，使寻找更多化石成为紧迫工作。
步达生向欧洲和美洲同行介绍标本，争取支持。1928年的发掘又获得颌骨等材料。熟识他的英国解剖学家艾利奥特·史密斯在1934年讣文中，将前两年发掘的成果、洛克菲勒基金会续拨经费和1929年专门研究室的设立联系起来。这项事业因而从分季进行的野外工作，发展出能持续组织研究的机构。
章程安排了谁来负责
胡承志的回忆文章保存了两份文件的转录：1929年2月8日，翁文灏与步达生磋商拟定研究室组织章程及双方的详细协定。韩琦、丁宏的机构史研究另记，农矿部于同年4月19日批准正式成立。筹定合作规则与行政批准，共同构成了这一年的创设过程。
章程把研究对象定为中国第三纪、第四纪化石，特别关注人类学和古生物学问题。行政事务归地质调查所所长管辖，丁文江任名誉主持人，步达生任名誉主任，杨钟健任副主任，承担古生物学研究。其他专家由所长指定或邀请，德日进随后以顾问身份加入。
经费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专项资助，经协和医学院分批拨付。详细协定还规定了杨钟健、裴文中的薪金，并准许研究室继续使用协和娄公楼的房间。因而，调查所的行政联系、医学院的工作空间和外部资助，分别承担了这个小型机构的不同需要。
在中国保管标本并组织发表
组织规则也处理了合作中的实物与成果归属。所采材料，包括人类学标本，全部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为方便研究，人类学标本暂托协和医学院保管，所有标本须留在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成果在调查所或中国地质学会刊物发表；步达生经所长同意，可将部分人类学研究发表于其他刊物。
这些安排贯穿采集、保管和研究。杨钟健回国后参加周口店工作，裴文中也在现场学习处理化石。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盖骨。新材料进入修理、测量与比较研究的工作流程，让此前主要依据牙齿和颌骨展开的讨论，获得更丰富的形态依据。
把一处遗址放进区域地层
研究室的目标超出周口店一处洞穴。1929年夏，杨钟健与德日进在地质调查所组织下，赴山西、陕西等地调查。韩琦、丁宏结合游记和书信重建了这次行程：他们在大同雇用六匹骡子，沿黄河两岸观察露头、采集化石，最后经太原返京。骡队能进入铁路和公路难以覆盖的地段，野外路线也围绕可观察的地层展开。
两人的专长在途中结合：杨钟健研究哺乳动物化石，德日进已有较多区域地质经验。他们把化石组合与红色、黄色堆积的层位一起记录，逐步比较华北不同地区的新生代地层。1932年的山西东南部考察又取得榆社一带的重要材料。共同调查既带来研究成果，也使年轻研究者在辨认地层与寻找化石的实践中积累经验。
参考：[2]
让模型承担远距离交流
标本留在国内，国际比较仍可通过照片、模型与论文进行。史密斯在1934年记述，步达生亲自清理、摄影并制作模型，让无法来华察看原件的欧洲研究者了解化石形态。科学合作因此也需要细致的技术工作。
这种能力继续在研究室内部成长。胡承志回忆，他在制模过程中查阅技术书、反复试验脱模材料，终于能保留牙齿表面的细小纹路。研究者的观察、技工的修理和复制、秘书的文书与付印工作，连接起野外发现与学术传播。1929年确立的组织框架，使这些不同劳动能够围绕同一批材料持续进行，也为后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机构的发展留下了人员和工作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