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书馆藏品到独立博物馆
保加利亚国家考古博物馆的制度起点，是1892年索非亚国立图书馆博物部门的独立。这个部门自1879年起积累古物与民族志材料，随着藏品增多，保管、分类和研究需要专门的人员。捷克出身的古典语言教师瓦茨拉夫·多布鲁斯基受教育部门任命，成为新设国立博物馆的首任馆长。
新机构自1893年初以独立预算运作，而供公众参观的正式常设陈列到1905年才开幕。建制、财政独立和展览开放之间相隔多年，反映出从积存文物到经营一座博物馆所需的实际准备。
旧清真寺与国家资助
馆舍采用索非亚市中心的比于克清真寺，这是一座十五世纪的奥斯曼建筑。它在战争及其后的城市变迁中曾承担医院、印刷和图书馆等用途，改作展馆需要维修与内部整理。国家选择利用现有的大型建筑，让新博物馆在首都取得稳定场所。
梅琳达·温杜什的机构史研究记载，1892年改造工程使用六万五千列弗，1894年再拨四万列弗，但建筑仍未立即具备接待观众的条件。斐迪南亲王也支持博物馆活动和馆舍维修。经费并不只是用于展柜；长期收藏需要空间和管理，多布鲁斯基在正式开幕时仍提出建设更宽敞现代馆舍的愿望。
地方发现怎样成为研究材料
早期博物馆首先必须扩充和整理收藏。国家行政机关、军队、学校及教会构成发现与移交古物的网络。教育部门1895年要求行政和学校当局交送偶然出土物，使地方活动与首都的收藏机构相联系；有限规模的考古发掘也是藏品的重要来源。
多布鲁斯基参照维也纳和布拉格博物馆的管理经验，把分散收来的器物转变成可以保存、比较和研究的材料。古代石刻与钱币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既能展示本地过去的不同文化，也可借助文字、图像和铸币者信息进行辨识。馆长需要同时承担收集、研究与对外联系，研究工作不能等到展览开放后才开始。
1897年的索非亚发现与巴黎通信
一份1897年的法国学术会议记录展示了这种研究协作的具体过程。索非亚市中心挖掘房屋地基时，在约四点五米深处发现大理石柱座，旁边有两个粗陶罐，装着拜占庭钱币和首饰。多布鲁斯基把这项发现的两张照片交给法国学者古斯塔夫·施伦贝格，请他向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介绍。
施伦贝格的报告列出三十五枚金币和一百七十一枚银币，并说明首饰中的耳环、指环、坠饰与带孔金属片。他依据钱币所见皇帝及各类钱币的相对数量，把埋藏时间判断在十一世纪末至十二世纪初；对首饰组合方式，则结合照片和穿线孔提出解释。这些判断在报告中带有推测性质。
这项合作把城市施工中的偶然发现，经由博物馆人员记录和摄影，送入跨国钱币学与考古学讨论。传播的是照片及发现信息，会议报告没有记载把原物转交法国。藏品的研究价值因而不只来自收藏地点，也来自可供同行检验的记录。
参考：[4]
1905年的正式开放
1905年5月18日，博物馆在原清真寺举行正式开幕典礼。斐迪南亲王、教育部长伊万·希什马诺夫以及学者、市民出席。多布鲁斯基介绍藏品积累，希什马诺夫强调研究保加利亚过去的任务。新展览使此前主要通过征集、鉴定和学术通信运作的机构，获得面向普通观众的常设窗口。
博物馆后来继续组织考古调查，并与1901年成立的保加利亚考古学会合作。1909年的教育立法进一步明确国家考古博物馆的地位和组织。它的早期经验把政府资助、地方发现、专业保管、国际学术交流与公众展览结合起来，使首都的收藏不再只是各地古物的集中堆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