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私人收藏转为研究机构
1940年，外交官罗伯特·伍兹·布利斯与米尔德里德·巴恩斯·布利斯把华盛顿乔治敦的敦巴顿橡树园交予哈佛大学，用作研究图书馆与收藏机构。这里已有住宅、艺术品、书籍和经过多年经营的花园；两人的目标是让这些材料进入持续的学术工作。初期研究以拜占庭及相关的中世纪人文学问为中心。
布利斯夫妇1920年购入庄园。罗伯特的外交工作使他们长期往返欧美，收藏与造园也借助通信、学者建议和专业人员完成。1940年的变化，是把私人住宅及收藏所形成的条件交给大学管理，使访问、研究、保存和发表能够在捐赠者身后继续。
土地、基金与日常管理
捐赠给哈佛的部分包括住宅、藏品、图书馆及上部花园，并配有基金。下方溪谷的自然式园地则另行交给美国联邦政府，成为国家公园管理局所属的敦巴顿橡树园公园。研究机构和公共公园从此相邻，但各有管理责任。
哈佛获得的不只是收藏的存放地点，也接过了需要维护的园林和建筑。约翰·S.撒切负责学术事务与花园管理，既须组织研究人员的工作，也须使原先私人庄园的养护经验适应大学制度。1987年的一份白宫现场调查备忘录仍将1940年的财产和基金捐赠并列记载，说明两者共同构成机构的物质基础。
以学术会议宣告用途
1940年11月2日至3日，敦巴顿橡树园研究图书馆与收藏机构举行开幕学术研讨会。罗伯特·布利斯在开场讲话中解释，夫妇二人原拟在身后捐出收藏，但在技术人员协助下，准备工作进展超过预期，因此希望在生前看到它由哈佛指导和管理。
这一安排把收藏的移交与学术交流放在同一场合。住宅中的图书、文物和会聚空间，不再仅服务于主人及宾客的兴趣；研究人员可以把物件的年代、图像、文本和历史背景放在一起讨论。机构的初期方向由这些已有材料出发，逐步形成专门研究的条件。
一项具体协作：《植物书》的编制
园地管理也是需要记录和解释的知识。撒切请长期参与造园的贝娅特丽克丝·法兰德编写《敦巴顿橡树园植物书》，为大学接管后的养护提供依据。1980年出版本的编者序说明，书稿写于1941年，包含四十二份植物清单，记录当时植物的学名，并解释各园区的设计意图、替换植物和维护要求。
这项工作连接了不同角色：米尔德里德与法兰德长期讨论造园，管理者提出资料移交的需要，法兰德把个人经验整理成可供后任使用的文字。此前，两人常以草图、照片和现场等大模型比较花园构件，远距离讨论位置、尺度和材料；书稿把这种持续调整的经验留在机构内部。
拜占庭研究怎样走出庄园
到1950年，学术协作又能从伊斯坦布尔的工作看出。《哈佛深红报》当年报道，拜占庭研究所在托马斯·惠特莫尔去世后调整项目人员，敦巴顿橡树园的保罗·A.安德伍德出任现场负责人，参与圣索菲亚建筑内马赛克的揭露与研究。经费、学者和现场工作由不同机构及捐助者支持。
同一报道介绍，敦巴顿橡树园不以开设常规课程为主要工作，研究者持续进行个别研究，辅以讲座与研讨会，并赴欧洲和近东调查。它与哈佛本部也保持人员往来。这样，华盛顿的藏书和研究岗位可以支撑海外的文物调查，现场材料又进入学者的比较研究。
参考：[4]
从私人经验到可传承的研究资源
《植物书》的出版过程展示了这种机构化工作的后续。法兰德原稿没有插图，原本供能够直接查看园地和照片档案的现场人员使用。麦圭尔编辑1980年出版本时，加入历史照片与较新的园景，并说明名称和植物配置的变化，使原先的内部养护文件成为可供外部读者研究的资料。
敦巴顿橡树园的创设因而包含几种相互配合的行动：捐出财产并提供经费、由大学安排管理、保留专业人员的经验，再通过研究与出版让收藏和园地得到解释。1940年的移交开启这一过程，后来的现场调查和文献整理则使它继续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