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院日期与初期诊疗

1919年,中央民用医院(Centrale Burgerlijke Ziekeninrichting,简称CBZ)在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的萨伦巴开院,紧邻医学院新建筑。Himawan的病理学史记为11月26日,医院百年特刊则采用11月19日。两者都将医院创设记在1919年,但现有记述未能说明日级差异是否来自接诊、行政成立或典礼。

早期接诊中也有眼病患者。Sari和Nurdiana利用民用医疗年度报告指出,原设军医院的眼科诊所在萨伦巴CBZ开院后迁入新院,兼作STOVIA学生实践场所;Bakker医生后来担任眼科学讲师,继续发展该科。病人诊疗、专科人员和临床教学由此在同一部门相接。

医院百年特刊还记载,放射治疗与放射科同在1927年建立,殖民时期该院的放射服务曾由荷兰专科医生B. J. van der Plaats主持。从这段回顾可以看出,专科设置与人员配备是开院后持续推进的工作,综合医院的诊疗逐渐通过不同部门组织起来。

参考:[1] [6] [7]

民用医疗与临床训练

作为荷属东印度政府在巴达维亚兴建的民用医院,CBZ处在殖民地民用医疗扩张的阶段。Kurniarini等人的研究指出,民用医疗部门与军医部门在1911年正式分离,此后政府参与公立医院建设、补助私立医院,并训练医院人员。这些措施是1910至1930年政府医疗政策的一部分。巴达维亚新院于1919年建成,原先在军医院和格洛多克的市立监狱医院进行的医学生实践转入CBZ。学生接触病人的场所由分散设施转向新的民用医院,使医院服务与培养医生成为相互联系的工作。但这一变化仍发生在差别待遇明显的殖民医疗体系中:医疗资源增加,并未使广大本地居民立即获得同等的就医机会。

参考:[2]

医院旁的医学教育建筑

萨伦巴的医院与学校相邻,是整体规划的一部分。Fitri对当地碑铭的研究说明,医学校长J. Noordhoek Hegt推动将新校舍建在政府医院旁边;教师按各自学科参与校舍讨论,公共工程师H. von Essen负责设计。1916年8月26日的奠基碑对应学校工程。另一方纪念Hegt的碑明确记载,教学建筑在1920年7月5日开始使用。学校工程受到战争期间欧洲材料运输困难的影响,迁入当天只有部分房间能用。课程用房分配兼顾理论与实践:化学有阶梯教室及教学实验室,生理学和生理化学另占一翼。

参考:[3]

由接种训练到医院实践

国家觉醒博物馆的馆史指南将这条教育线索追溯到1851年创办的爪哇医生学校。最初教学为两年,使用马来语,毕业生承担接种和医疗辅助工作。此后学制延长,本地医生训练学校STOVIA于1902年启用新校舍。学生住校,按规定作息;入学契约曾要求毕业后为政府服务十年,不履约须偿还培养费用,后来规则有所调整。指南记载,1919年的CBZ由Hulskoff医生领导,较完整的设施供STOVIA学生实践。医学知识的传授因而既靠课堂,也依赖医院提供持续的临床学习场所。1920年教学活动迁到萨伦巴后,旧校舍继续作学生宿舍。

参考:[4]

开院后的机构名称

医院今日的名称容易使其创办史与民族独立后的命名相混。Hans Pols的机构表将1919—1942年的医院列为CBZ,1950—1964年列为中央综合医院,1964年起才使用西普托·满军库苏莫之名。同一表中,医学高等学校的开办列在1927年。因此,医院开院、学校升格与医院更名应分别叙述;后来的国立医院名称用于辨认研究对象,而非作为1919年的正式院名。

参考:[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