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翻译需求出发
1941年3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在延安成立俄文队，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追溯的办学起点。创设者面对的是战争中的实际需求：部队要学习苏联军事技术和作战经验，需要能够处理军事业务的俄文干部。首届学员付克回忆，他从抗大研究班毕业时本想返回原部队，军委总政治部却安排谈话，随后通知他转学俄文。
办学组织也随军事教育机构调整而改变。俄文队此后经历延安军事学院俄文科、军委俄文学校及延安外国语学校等阶段。早期的核心任务是翻译人员训练，今天的大学校名和学科格局则是在后来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
组织调学与窑洞课堂
学员来源包括抗大及其他学校、机关和部队中调来的干部。马列回忆，1941年5月他从太行地区获通知赴延安，经过近一个月行军后进入学习队伍。他已有中学教育和一些英语基础，但仍需重新掌握俄文字母、变格和动词变化。入学者的经历与原有语言程度并不一致，学校需要把工作经验转化为学习资源。
教学依靠一批有留苏或外语工作经历的人员。付克记述，曾涌泉、杨尚昆先后担任校长，常乾坤既负责俄文大队，又承担授课。学员住窑洞，携马扎和笔记本上课，黑板、粉笔及自制墨水构成基本教学条件；住宿窑洞同时也是自习与讨论的地方。
课程围绕应用组织
俄文教学兼有语言训练和政治理论学习。对延安军事学院俄文科阶段的研究记载，俄语课约占八成，政治课约占两成。后来，学生还通过阅读报纸、听时事报告，了解军事和对外工作需要处理的背景。
在具体教法上，教师把苏联报刊、书籍节选与自行编写的材料带进课堂，讲读、语法、会话和翻译相互配合。教学不完全依靠现成课本；时事、生产和日常生活也能成为练习内容。材料来源零散，有些文学篇章难度偏高，教师必须随学员程度作解释和调整。
翻译练习让学习成果走出课堂。付克曾试译戈尔巴多夫的作品，经教师逐段修改，讨论如何摆脱逐字对应，再向《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投稿。这样的译稿训练包含原文理解、中文表达和反复校订，也构成师生探索翻译方法的具体活动。
生产补给与学习时间
办学的物质保障与边区供给相连。马列记述，学校从1942年起安排男学员到杜甫川开荒种地，女学员在校纺线，以补充粮食和生活用品。付克的回忆还提到农场、菜园、豆腐坊等生产副业；部分产品自用，部分对外出售，用来缓解经费不足。
生产改善了生活条件，也占用了教学时间。两位学员都指出，四年左右的在校经历中，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占去很大一部分时间。学制年数与实际外语学习时数并不相同。马列在离校后到东北从事外事工作，仍须继续积累词汇和口笔译经验，学校教育提供的是进一步工作的基础。
1944年增加英文教学
1944年，学校在周恩来推动下增设英文系，培养目标由军事翻译扩展到对外事务。付克记述，浦化人担任英文系主任，陈家康、黄华等可以兼课，学生则从机关和学校抽调，按既有水平分为三个班。程度较高者侧重恢复和提高，基础较弱者重新打牢语言基础。
英语训练强调短期内能承担任务。教师自编课本、词语手册和会话材料，结合报刊及政治文件组织阅读与翻译。课堂之外也要求练习交谈，部分学员在学习期间即参与与美军观察组的接触。这种边学边用的安排，使课程内容直接连接当时的外事工作。
战后分流与北京办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师生和毕业学员分赴华北、东北，延安的办学经验也随人员流动传播。付克回顾，华北一路后来发展出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北一路则参与形成哈尔滨的外语教育机构。因此，延安阶段的人员与教学传统具有不止一条承续路径。
北京外国语大学章程所列沿革，经过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中央外事学校等阶段，于1949年发展为北京外国语学校。1954年成立北京外国语学院，1959年与北京俄语学院合并，1994年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1941年标志其延安办学源头；迁移、合并和后来的大学命名，各自对应不同的制度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