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求援与法国扩张
柬埔寨接受法国保护，指诺罗敦国王于1863年同法国缔结条约，将王国置于法国保护关系之下。它保留了柬埔寨王室，却为法国驻扎代表、介入对外关系并取得商业利益建立了法律依据。这不是柬埔寨被直接并入交趾支那，也不是本国居民对殖民统治的集体授权。
此前柬埔寨处于暹罗与越南势力的压力之中，王室曾尝试借法国牵制邻国。法国则在1862年取得西贡及交趾支那东部三省后，成为柬埔寨的近邻。保护其新占领区、拓展商业和探索湄公河通道的考虑，使法国对柬埔寨的兴趣与诺罗敦寻求外援的需要相遇，但双方的实力和目标并不对等。
乌栋签约并非全部手续的终点
1863年8月11日，诺罗敦与法国交趾支那总督拉格朗迪埃在乌栋签订友好通商条约。条约第一项规定法国皇帝给予柬埔寨国王保护；第二项规定法国派驻代表，由交趾支那总督领导，监督协议执行。柬埔寨也可派代表赴西贡，以便与总督直接联系。
签署与生效条件须分别理解。第19项规定，条约只有经法国皇帝批准后方有效并付诸实施；Reinach的条约汇编记载，批准书于1864年4月14日在乌栋交换。因此，1863年是建立保护关系的签约节点，批准程序则在此后完成，并非发生在签字当天。
条约序言自称法国把既有宗主权转化为保护权，并使用和平与文明的语言。这是法国殖民扩张的法权表述，不应据此倒推法国此前已无争议地统治柬埔寨。
保护承诺背后的权限与利益
条约一面承认诺罗敦的王权，承诺维持秩序、防御外来攻击，并帮助王国沟通海路；另一面使外国领事入驻须经与交趾支那总督协调，从而限制柬埔寨自行处理对外事务的空间。法国驻在代表具有高级官员地位，成为法国持续影响宫廷的制度支点，而不仅是一次性的军事援助。
经济安排同样具体。符合许可条件的法国船运进出口货物获得免税待遇，鸦片例外；法国取得为海军造船采伐木材的权利，并获准在湄公河水道交汇处设置煤料和物资设施。条约也保障天主教传教活动。这些条款把保护关系同通商、资源使用及航运据点结合起来，而不是无条件替王国维持原有独立地位。
参考：[2]
暹罗承认与后续殖民化
1863年的法柬签约并未立即解决暹罗的权利主张。1867年法国与暹罗另订条约：暹罗承认法国保护关系、放弃向柬埔寨索取臣属贡礼；法国承诺不把王国吞并入交趾支那。同时，马德望与吴哥、暹粒地区仍归暹罗。所谓保护由此伴随法国代王国安排地区地位的现实，不能概括为立即恢复全部领土。
法国对内政的深入控制则是后续阶段。1884年协定进一步要求王室接受法国认为必要的改革，并扩大法国在税务、公共工程和地方行政中的权限；这些措施又引发反抗与实施阻力。1863年条约是殖民支配逐步形成的入口，却不等于1884年的行政控制已经在最初签约时全部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