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运动与谈判困境
1922年2月28日，英国单方面宣布终止对埃及的保护国制度，承认埃及为独立主权国家，同时保留对四类重大事务的控制。这一变化开启了埃及王国时期，但没有使英国军队及其政治影响立即退出。
保护国制度设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征用和劳役、战后的物价与就业困难，扩大了反英情绪。以萨阿德·扎格鲁勒为代表的华夫脱要求独立，1919年群众抗争和此后对米尔纳调查团的抵制，使维持原有制度愈加困难。1920年至1921年的接触未能形成双方接受的最终安排，扎格鲁勒在1921年底再次被流放。
单方声明中的四项保留
劳合·乔治在下议院解释，英国认为保护国关系已不适用，却又无法通过谈判取得其要求的帝国利益保障，因此改以单方声明行动。英国承认埃及自行建立国家制度的空间，同时把四项问题保留给英国政府裁量：帝国在埃及的交通安全、埃及抵御外国侵略或干涉的防务、外国利益与少数群体的保护，以及苏丹问题。
这些事项在日后达成英埃双方满意的协议以前维持现状。戒严的取消也并非与声明自动同步，而与通过追认、免究戒严期间行为的法律相联系。因此，终止保护国这一法律身份，与军事权力和例外措施的实际撤除，是不同层次的变化。
参考：[1]
外交空间扩大而外国特权延续
英国驻美大使馆3月16日的通知进一步说明，埃及可以恢复外交部，建立驻外外交与领事代表。英国对海外埃及人的保护将逐步让位于埃及自己的代表机构，但英国同时宣称，其他列强在埃及境内的既有地位不因保护国终止而改变。
这种限制也出现在美国的承认政策中。美国国务卿休斯于4月25日指示驻开罗代表通知埃及，美国决定承认独立，但以保留既有美国权利为条件，明确包括领事裁判特权、商业权利和最惠国待遇。独立承认因而扩大了埃及的国际行动空间，却未同时消除外国在司法和经济领域的特权。
王国政治的新格局
福阿德由苏丹改称国王，1923年宪法和随后举行的议会选举构成新的政治框架。然而，国王任免政府及解散议会的权力、华夫脱的群众与议会基础、英国的驻军和行政影响并存，形成相互牵制而实力不等的三方关系。
1922年的声明没有解决苏丹归属、防务和英国驻军等长期争端，也不是埃及民族运动已经完成全部目标的标志。它改变了正式国家地位，并为议会政治和外交代表机构打开空间；独立的实际范围，仍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与英埃谈判中继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