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禁止输入到改变出生身份
1850年的尤塞比奥·德凯罗斯法着重打击输入被奴役非洲人的海上贸易，并没有废除巴西境内的奴隶制度。1860年代后半，反奴隶制团体的集体活动增强；据巴西国家档案馆研究者加布勒梳理，佩德罗二世于1865年要求拟订解放方案，次年关于奴隶母亲子女的提案尚未推进。
1871年9月28日，总议会制定、由皇帝名义下的摄政皇储公主批准的第2040号法律，通常称为“自由胎儿法”或“里约布兰科法”。第一条以法律日期划定出生界限：此后在帝国出生的奴隶母亲子女被认定为自由身份。已被奴役者并未因此普遍获释，法律处理的是新生儿身份与若干特定解放途径。
自由身份下的监护和劳动负担
自由出生的儿童仍须留在母亲主人的权力之下，由其抚养至八岁。到八岁时，主人可以选择向国家领取60万雷亚尔补偿并交出儿童，或继续使用儿童的劳动直到21岁；三十日内不作声明，法律即推定选择后者。国家补偿也不是即时现金，而是年息6%、三十年期的收益证券。
儿童可以由自己或他人出资，按剩余服务年限估值赎免劳动义务。如果刑事法院认定主人施以过度惩罚，服务义务可以提前终止。母亲获自由时，八岁以下子女原则上交还母亲；母亲被出售时，十二岁以下自由子女随母亲转移。法律一面保护部分亲子联系，一面保留主人对所谓自由儿童的长期控制。
参考：[1]
交给国家也不等于免除劳役
对主人交出、遗弃或因虐待而被移出的儿童，政府可以安排经批准的机构照管。这些机构同样可以无偿使用儿童劳动至21岁，甚至出租其劳务，同时负有养育、为其积累一定财产及在服务期满后协助安置的义务。孤儿事务法官负责监督。
因此，儿童从私人家庭转入机构，并不自动获得自主选择工作和住所的能力。加布勒指出，1873年建立的皮奥伊省圣佩德罗·德阿尔坎塔拉乡村机构，就是面向自由出生儿童与获释者的农业教育设施之一。法律的教育、抚养语言与维持可支配劳动的安排，是同一制度的两面。
解放基金、积蓄与赎身权
第三条设置解放基金，各省每年解放人数以可用资金为限。来源包括奴隶税、奴隶所有权转移税、彩票收益、罚款、各级预算拨款和私人捐赠。这不是无条件的集体解放，而是以经费与补偿为约束的逐年安排。
第四条允许被奴役者保有来自赠与、遗产等的个人积蓄，并在主人同意时积累劳动所得。积蓄足以补偿其估值时，本人有权要求获得自由；双方对金额不能达成协议，则交付估价。法律还允许经主人同意和法官批准，以不超过七年的未来服务换取第三方帮助赎身。它扩大了可以依法主张自由的途径，却没有使这些途径脱离财产估值和劳役交换。
参考：[1]
登记制度与渐进废奴的界限
第八条要求对帝国内被奴役者进行特别登记，记录姓名、性别、身份、劳动能力和亲子关系；自由出生儿童另立名册，教区神父还须保存出生和死亡记录。若因利害关系人的过错或不作为，在登记截止后一年仍未完成登记，相关被奴役者即被视为自由。这一期限从登记截止起算，而不是简单从法律颁布日起算。
法律也释放部分国家所属、王室用益、无主遗产和被遗弃的奴隶，但对其中获释者仍保留监督与劳动要求。它既削弱了奴隶身份的代际延续，也维护了既有主人和国家对劳动力的控制。评价其意义，必须同时看到自由身份与赎身权的扩张，以及儿童和获释者仍承受的约束；不能把法律上的“自由”直接等同于平等和充分的人身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