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的创办
1854年，帕西商人卡瓦斯吉·纳纳博伊·达瓦尔（Cowasji Nanabhoy Davar）在孟买创办孟买纺织公司（Bombay Spinning and Weaving Company），厂址位于塔尔迪奥（Tardeo）。机器在1856年实际投产。1930年，M. P. Gandhi的行业专著把该厂开始工作进一步记为1856年2月。
企业筹办还可以上溯到1851年。1927年Rutnagur主编的厂史记述，达瓦尔已向英国奥尔德姆的普拉特兄弟公司（Platt Brothers）询问纺制印度棉花所需机器，并收到按两万枚纱锭拟定的图纸与估价。这个数字是筹办方案的规模，不能直接当作投产时验收的设备数量。
棉花生意与机器投资
商人办厂，需要把一笔买卖的资金变成长期占用的厂房与设备。达瓦尔与机器制造商的通信，把本地棉花的加工要求送进英国机器厂的设计过程；公司形式则为筹集工厂资本提供了组织。1909年《孟买城市与岛屿志》将这家企业列为股份公司，但把1854年的动作写作“commenced work”，没有把公司活动、典礼和生产清楚拆开。
棉花贸易给工厂提供了原料和销售联系，却没有消除制造业的成本。该志书总结孟买厂主的处境时，一面指出原棉和市场就在近旁，一面强调建厂、购机费用较高。到20世纪初，孟买棉纱既供本地织布，也销往印度其他地区和中国；孟买管辖区的手织工同样购买机纺纱。机器工厂的扩张，因此也与既有织造市场发生联系。
从一间工厂到一批企业
达瓦尔随后又在原厂附近兴建孟买索罗斯尔纺纱厂（Bombay Throstle Mill）。1858年，马内克吉·佩蒂（Maneckji Petit）开办东方纺织厂（Oriental Mill）。Rutnagur记载，东方厂采用多家英国厂商的设备，后来扩大规模，并由W. Brown与机器厂派来的兰开夏监工指导运转。资本投入之外，安装、监督和日常技术管理也需要跨海取得人员与经验。
《孟买城市与岛屿志》统计，到1865年，全市已有十家棉纺织厂，约二十五万枚纱锭和六千六百名雇员。不过，1865至1866年行业一度受挫：棉价高企，代理人与董事向本地银行借取高息资金，金融危机后积存棉纱又难以按合适价格售出。工厂增长并非有了机器便能自行延续，原料、信贷和销货必须同时接得上。
20世纪初的招工与劳动
工厂还必须不断找到操纵机器的人。到20世纪初，这部殖民时期政府志书所描述的孟买棉纺劳工，大量来自康坎与德干地区，包括拉特纳吉里一带。部门中的领班常称穆卡达姆（mukadam）或招工头（jobber），不仅分派工作，还负责带来足够人手。他们的追随者往往住在同一街区，甚至同一幢工人租屋。
这种招募依靠日常关系运转：招工头陪工人消磨晚间时间，帮助处理家庭事务，有时借钱给他们。信用与熟人关系使入厂更容易，也可能造成依附。志书还记载，招工头被辞退时，跟随者可能一起离开；若招工头失去人心，工人也可能另投他处。这是后来成熟工业中的招工机制，并不证明1854年首厂已经具备完整的同类制度。志书还描述了厂内分工：多数妇女和女孩在摇纱间劳动，部分幼女在环锭纺纱间工作；不少工人按件计酬，收入随完成的工作量变化。招到人之后，工厂仍要安排工序、核算产出，并维持每日到工的人手。这些后期记载也显示，家庭劳动参与和工资方式与招募制度相互衔接。
参考：[2]
填地与后来的工厂街区
工业用地也经历了逐步形成的过程。志书回顾，1850年后来克拉克路至马哈拉克什米一带的大部分地面仍是季节性沼泽。1861年以后，市政当局参与填筑低地、修筑干道，并把难以排水的地面垫到道路高度。这使当地地价上涨，也推动塔尔迪奥至帕雷尔（Parel）一带兴建工厂和工人租屋。
这些租屋常称chawl。1909年的记录写到，厂旁常见单间只有约十二英尺乘八英尺，门前有共用外廊，取水点与厕所集中设置，有的房间挤住两三个家庭。工作地点、招工人的住处和工人的栖身之所由此紧密相接。早期创办的企业后来置身于这样的工业城区；厂数与纱锭的增长，同时也是劳动关系、居住密度和城市土地用途的变化。
参考：[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