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白藤江之战

1287年，忽必烈再次组织进攻大越，由皇子脱欢统辖，陆军经边关南进，乌马儿、樊楫率水师从海路进入。元廷还试图扶立归附元朝的陈益稷，以取代在位的陈氏君主。陈仁宗及太上皇陈圣宗撤离都城升龙，元军虽占据城池，却没有捕获陈朝领导者，也未建立稳固的地方控制。

远征依赖张文虎等人从海上运粮。陈庆余在云屯一带截击运输船队，粮船失散、沉粮或退往琼州，未能与主力会合。《元史·安南传》记载，元军既忧粮尽，又虑天气转热、部队疲惫，最终决定分水陆两路撤回。白藤江伏击发生于这一撤退阶段。

参考：[1] [2]

白藤江通向大越东北部河口海域，水位随潮汐涨落。兴道王陈国峻预先部署河道障碍和伏兵，拦截乌马儿、樊楫率领的水师。《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记述，陈军在江中植木桩，趁涨潮挑战并佯退，诱使元军追击，待潮退后反攻。

元船在退潮时搁浅，行动受到限制，陈军船只与后续部队集中攻击。乌马儿等将领被俘，元水师遭到严重打击。元方的《樊楫传》同样记载船只因退潮而搁住、遭敌舟围攻以及樊楫负伤落水，但没有记述越南史书所详写的植桩过程。两种记载共同保留了潮落与舰船失去机动能力这一环节。

参考：[1] [3]

张文虎的粮船损失和白藤江水战，是相互关联的两次行动。前者削弱元军补给，推动其撤退；后者打击撤退中的战斗舰队。阮朝编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时，专门据《元史》纠正旧史把张文虎粮船再次写入白藤江决战的叙述。

这部后修史还否定了脱欢在归途被俘的说法。脱欢所部沿陆路撤出，途中受到截击，最终经间道返回思明。元军水陆两路都遭遇损失，但乌马儿被俘与脱欢脱身分别属于不同部队的结局。

参考：[1] [2]

胜利后，陈朝皇帝与太上皇回到龙兴、升龙，举行献俘，并赦免天下、减免遭战争破坏地区的租役。这些措施把军事胜利接续为王朝秩序和生产生活的恢复。次年，朝廷又依战功授爵，同时处置曾投降元军的人员。

元廷扶立陈益稷的目标没有实现，但双方关系也未就此结束。陈朝继续遣使进贡，元廷仍要求君主亲自入朝，后来再度筹划征讨；直到1294年忽必烈去世、元成宗即位，新的出征计划才被取消。1288年的胜利维护了陈朝的实际统治，并未立即消除外交压力。

参考：[1] [2]

Jun Kimura撰写的2010年东马牛遗址调查报告记录了木桩的位置、倾斜方向和河流沉积。发掘区位于后世利用的鱼塘及农田，研究者通过地层与地形重建旧河道，而非直接把现代岸线当作战场边界。

报告发现木桩有成列、相向或交叉的布置，认为它们被有意设置在特定狭窄区域。当时的调查仍把识别相关船只遗骸列为后续目标。木桩遗址提供了水道防御的物质线索，其年代、用途与具体作战部署之间的联系，仍包含考古解释的成分。

参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