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丹投降后的战俘处境
巴丹死亡行军是1942年4月日军强迫菲律宾与美国战俘离开巴丹半岛、转往吕宋岛中部拘禁地的过程。参加行军的人并非来自一支同时出发的队伍，而是在不同地点投降、被收拢和分批押送的官兵。菲律宾1967年纪念碑文以超过七万人描述巴丹投降后卷入这场灾难的菲美军人规模。
投降以前，巴丹守军已经长期缺粮，疟疾和肠道疾病蔓延。4月上旬防线瓦解后，爱德华·金少将判断继续作战只会增加伤亡，于4月9日向日军交涉。他代表的是巴丹部队，而非乔纳森·温赖特统辖的全部驻菲律宾盟军。
路易斯·莫顿的美国陆军战史依据当事人日记、访谈与战后证言记载，金要求部队由原军官带领转移，并准许病弱者乘坐留下的车辆。日方代表中山大佐没有接受这些安排。金最终交出武器，双方也没有签署一份共同确认待遇和转运条件的投降文件。守军失去武装后，其人身安全转由日军实际控制。
从两处出发点到奥唐奈尔营
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碑文记载，马里韦莱斯的押送于4月10日开始，巴加克的押送于11日开始。队伍经巴丹东侧道路北上，经过巴兰加、奥拉尼等地，再转入邦板牙省。战俘在巴兰加被编成每组约一百至二百人的队伍，在奥拉尼附近，菲律宾人与美国人又被分开押送。
沿途步行只是转运的一部分。在邦板牙省圣费尔南多，战俘被塞进拥挤的货车厢，乘火车抵达打拉省卡帕斯；随后仍须步行前往奥唐奈尔营。碑文把最后一段记为约六公里，并记述车厢拥塞导致的窒息死亡。因此，不同幸存者经历的距离、出发日期和途中停留并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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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渴、暴力与沿路救助
战俘原有的营养不良和疾病，在烈日、长途行走及极少的食物和饮水供应下迅速恶化。莫顿所汇集的材料记有财物被夺、殴打和刺杀；菲律宾纪念碑文也指出，病弱和疲惫并不能使掉队者免受惩罚。死亡既发生于强迫行走和恶劣转运条件，也来自押送人员的直接暴力。
道路沿线的菲律宾居民冒险把食物和饮水递给战俘，为一些人提供了短暂支持。碑文以“数千人”概述沿途死亡，而没有给出一份完整名单。行军途中的死者、货车厢内死亡者及抵达营地后因疾病和虐待死亡者，分别属于转移与拘禁过程的不同阶段。
到达奥唐奈尔营并不等于脱离危险。部分幸存者此后又被转往甲万那端及其他拘禁地点，继续遭受恶劣生活条件和强迫劳动。巴丹死亡行军由此成为战俘经历的开端，而不是所有幸存者苦难的终点。
证言公开与战后追责
1943年4月，达沃拘禁地的一批美国囚俘在两名菲律宾人的帮助下逃出，并得到当地游击队支持。梅尔文·麦科伊、斯蒂芬·梅尔尼克和威廉·埃德温·戴斯等人随后向美军报告死亡行军及营地虐待。美国军方起初限制他们向新闻界发言；1944年有关证言获准公开，菲美战俘的遭遇遂在美国得到广泛传播。
日军第十四军司令本间雅晴在战后受到追责。1946年4月4日《奥塔哥每日时报》刊载的马尼拉电讯报道，他已于前一日因相关战争罪行被执行枪决。死亡行军的历史因此同时留存在幸存者的叙述、战后问责材料和菲律宾沿途的纪念设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