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分离的行政机制

历史学家彼得·里德对新南威尔士州1883—1969年的研究,展示了儿童分离的行政机制。1909年法律要求,未经父母同意带走儿童前,须由治安法官先认定儿童受到忽视;1915年修法后,原住民保护委员会能以儿童道德或身体方面的福祉为由,不经庭审带走儿童,父母反须证明孩子有权留下。收容机构审查通信、限制探访,使家庭难以维系关系。女孩被训练为家务佣工,男孩多被安排为乡村劳工;同化政策也规定了他们的社会位置。

里德与乌梅拉·爱德华兹于1980年创办新南威尔士州寻亲机构Link-Up。他在2006年补记中说,许多分离者后来才知道,自己的家庭也一直思念着他们。寻亲工作让遭拆散的亲属有机会重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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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把家庭经历带入公共记录

人权与机会平等委员会于1995年5月11日受托开展全国调查,由罗纳德·威尔逊与米克·多德森主持主要听证。调查听取535名原住民的口述或书面经历。1997年4月的《带他们回家》要求各议会承认前任制定强制带离政策的责任,并协商正式道歉措辞。第5a项建议由此把道歉列为议会应承担的行动;第3项建议则将它同防止重演、恢复权利、康复和金钱赔偿结合起来。

委员会在各地区聘请原住民女性共同主持听证,并安排对证人的支持。参加者向正式调查讲述往事,需要重访痛苦记忆;这种程序让家庭经历进入公共记录,也要求调查者照顾证人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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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责任的措辞之争

1999年8月26日,议会通过表达深切、真诚遗憾的动议。总理约翰·霍华德次日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马特·皮科克访问时,为这种措辞辩护。他认可历史错误,但拒绝由当代人承担过去行为的集体责任。记者追问为何没有道歉、补偿或恢复措施,霍华德强调动议表达国家情感,没有法律效力。他还指出文本泛指过去做法,并未专门点出儿童分离。是否道歉的分歧,包含了国家承认哪些行为以及由谁承担责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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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13日的议会道歉

2008年2月13日(公历),总理凯文·陆克文在堪培拉众议院提出道歉动议。他将责任归于历届议会和政府的法律、政策,向被带离家庭、社区与故土的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亲属和后代道歉,并提出通过寻亲服务及健康、教育、就业目标推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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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团体怎样回应

当天,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社会公正专员汤姆·卡尔马受全国道歉日委员会、被偷走的一代联盟委托,回应议会道歉。他肯定动议得到两党支持,并提到自己家族长期查找被带走的曾祖母的记录。此前1月,他曾促成政府与幸存者团体讨论;团体希望道歉开启持续合作。卡尔马指出,寻亲与支持服务经费不足,许多调查建议仍未落实。他要求政府继续让当事人参与,并跨部门、跨级政府回应他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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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以后的修复议程

卡尔马在《2008年社会公正报告》中记录了此后的讨论。2008年4月的澳大利亚2020峰会提出设立独立、长期资助的疗愈机构;9月16—17日,政府召集的原住民疗愈论坛原则上支持全国疗愈基金会及社区咨询工作组。报告还强调,住房与卫生等基本服务虽必要,不能简单改名充当疗愈;当事人需要文化联系与治疗上的实际改变。公共承认由此成为继续争取支持与参与的起点,具体如何修复家庭和社区关系,仍须由政府与当事人共同落实。

他主张把支持扩及家人和社区,因为创伤的影响并不只停留在被带走者身上。专门服务仍很重要:一些幸存者因过去的创伤,不愿使用非专为其需要而设的服务,缺乏针对性的服务难以回应他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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