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山到上海商界
郑观应（1842—1921）原籍广东香山，人生与澳门、上海两座通商城市联系紧密。他少年时期循科举道路求学，后来赴上海习商，既做过洋行买办，也参与独立商业经营。买办处于外商与中国市场之间，必须处理交易、信用和人事关系；这种经历使他接触西方企业运作，而非仅从译书中认识商业。
经商没有使他放弃议论时政。他以杞忧生等名号撰文，早期论说汇入《救时揭要》《易言》。1886年返回澳门郑家大屋后，他继续整理改革思想，形成《盛世危言》。这部书的关切来自长期经营经验，也来自对国家处境的忧虑。
招商局中的竞争与协商
1882年，郑观应由太古系统转任轮船招商局帮办。招商局虽以官督商办方式获得政治支持，仍须与怡和、太古等外商轮船公司竞争。运价战不仅压低航运收入，也削弱股东信心；他参与谈判齐价合同，试图以约定运价结束持续消耗。
他的商战并不意味着拒绝一切合作。谈判、整顿内部责任、考察沿江分局，都是增强竞争能力的手段。1892年再次入局后，他仍处理运价竞争与经营整顿；1909年又以董事身份参与局务。企业经营受到督办、官僚关系及政治势力介入，个人方案的提出与企业实际制度变化不能等同。
参考：[2]
商战论的形成与版本变化
郑观应认为，购置军舰、操练军队不足以解决国弱民贫的问题。国际竞争还通过贸易、生产和资本持续发生，若商业利益不断流失，军事建设也缺少稳固基础。他因此把振兴工商提升到富强事业的核心位置，推动商人的知识和利益进入公共议论。
《盛世危言》并非一次定稿。李达嘉的研究区分1894年五卷本与1895年十四卷本：后者增加商战、商务、商船等论述，显示甲午战争前后问题意识的变化。商战观念亦非郑观应一人首创，李璠等人此前已有系统主张；他的突出作用在于结合经营经验加以扩展，并使之广泛传播。
参考：[3]
从工商到学校与政治
郑观应的改革视野不限于增加贸易额。《盛世危言》把工商发展与学校、政治改革、道德秩序联系起来：富强需要能够理解和经营新事业的人，也需要适合这些事业发展的制度条件。这使他的著述超出了单纯教授经商技巧的范围。
他横跨商人与议论者两种身份，既在官督商办企业内部工作，也对其弊端提出批评。这种张力是理解其历史位置的关键：晚清的新经济主张，往往由既依赖现存政治资源、又希望改变其运作方式的人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