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奴解放后的地方机构
1864年1月13日，即俄国当时儒略历1月1日，省县地方自治机构条例获准。改革与农奴制废除后的行政调整相联系，试图让地方居民通过选举参与处理本地经济和公共事务，而不再只依靠中央官僚及原有身份组织。
制度把议事会议与执行局分开，分设省、县两级。土地所有者、城市选民和农村共同体各经不同途径选出代表，前两类受财产条件约束，农民则经过多级间接选举。所谓各等级参加，并不意味着一人一票或各社会群体具有相同影响力。
参考：[1]
地方经费与专业人员
道路维护、学校、公共卫生、救济及保险等事务，使地方自治局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公共服务机构。为执行这些工作，它们需要医生、教师、统计人员与技术人员，而不只是议员表决。地方税费和财产收入则构成活动的财政基础。
医疗服务尤其显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合作。医院、疫苗接种和卫生教育等工作，为受专业训练的医生提供了进入乡村的组织渠道。不过，广大地域、人员不足和经费有限，使服务能力因地区而异；设立机关不能直接等同于所有居民都能得到充分服务。
教育与医疗的交界
19世纪末，学校卫生把地方教育和公共健康联系起来。医生不只是治疗学生，也关注校舍通风、饮水、照明与课桌条件，把儿童身体状况纳入公共管理。地方机构在中央难以直接触及的乡村，成为实施此类工作的媒介。
历史学者安娜·富穆雷斯库指出，专制国家与社会专业人员并非始终只有对抗关系；在学校卫生等领域，双方也可能因共同目标合作。这种解释不否认帝国制度的限制，而是说明实际治理依赖地方组织及专业知识，不能仅由中央命令来完成。
参考：[2]
自治的边界
地方自治局的权限由国家限定，省长可阻止被认为违法或有损国家利益的决定。条例最初也只适用于部分省份，并未统一覆盖整个帝国。1890年的新条例进一步加强省长和内务大臣的监督，说明“自治”始终存在明确的制度边界。
医疗研究显示，一些公共卫生工作即使在其他自治活动遭到压缩时仍能扩展。因此，这套制度不能简单等同于民主议会的雏形，也不能视为中央行政的机械延伸。它同时容纳了地方服务、代表参与与国家控制，其实际作用取决于各项事务中的权力和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