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明达尔制度

“柴明达尔”来自波斯语的土地及持有之意，但历史上的权利不止一种。以孟加拉为例，柴明达尔处于国家与实际耕作者之间，掌握收租、纳税及地方管理的权利，有些还拥有武装和社会威望。不能仅凭名称就断言他们始终拥有土地的全部产权。

在莫卧儿体制下，相关地位虽常由家族延续，继承人仍须得到政府认可。权利与服务、行为及上缴收入联系在一起；歉收或灾害时也可能请求减免。因此，这是一种政治和财政关系，而不是只有地主与佃农的私人契约。

参考：[1] [3]

东印度公司取得孟加拉等地税收权后，曾尝试不同征收办法。1793年的永久地税法令将已经议定的国家征收额固定下来，允许柴明达尔及合法继承人按照该税额继续持有地产。法令的“永久”首先针对向政府缴纳的额定税收，不等于农民此后不会遭遇租额变动。

殖民制度以可以继承、买卖和抵押的产权重组这些地方权益，并以法院保障相关法律关系。与此同时，严格的定期纳税义务使欠缴者的地产面临拍卖；产权强化与失去地产的风险是同一安排的两面，原有家族并非都能保住土地。

参考：[1] [2] [3]

永久地税制既使用已有柴明达尔，也改变了他们与国家的关系。这使研究不能简单在“完全照搬欧洲”与“原封不动保留莫卧儿制度”之间二选一。产权法律、司法保护、国家财政与乡村权势在这里重新组合。

蒂尔坦卡尔·罗伊强调，公司政府面对的信息不足和稳定军政收入的需要，是理解长期地权争论的重要线索。这与主要从欧洲土地思想解释改革的研究重点不同。无论采取何种解释，都须把国家固定收入的目标，与农民实际承受的租佃压力分开考察。

参考：[3]

印度独立后，取消柴明达尔中介权成为土地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1949年9月的制宪会议讨论显示，废除制度、是否赔偿、由谁决定赔偿以及法院能否审查相关法律，是相互牵连而不完全相同的问题。

议员提出的方案包含把所有权或稳定占有权转向耕作者，同时为征收中介权安排法律保障。辩论证明，政治上承诺废除旧制度，不等于土地已在同一天完成转移。具体改革必须通过地方立法和执行，也不能由印度的制宪讨论推定整个南亚采取了相同路径。

参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