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学生到教育工作者
许广平赴天津求学后参与五四时期的学生活动，编辑《醒世周刊》，以文章与街头演讲讨论爱国和妇女处境。1921年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参加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女学生要求改变学校管理的行动，也成为她介入公共生活的重要经验。
1926年，她在广东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担任训育主任兼舍监，并参与妇女运动人员的教育工作。1927年与鲁迅在上海共同生活后，她与学校、报刊和社会团体的联系并未消失；在战争环境中，这些联系又转化为救济和文化活动的网络。
保存之外的编辑判断
鲁迅1936年去世后，许广平持续搜集、整理其文章、日记、书信和遗物，并推动出版。柯灵回忆，她为《文汇报》连载亲自移录《鲁迅日记》；报纸停刊和战争造成的散失，使保存原件、复制文本与公开刊行成为相互关联的工作。
1952年开明书店《鲁迅选集》的编辑过程，更显示她并非只是提供遗稿。葛涛依据博物馆所藏书信指出，原计划以两种旧选本组成上下册，许广平建议增加后期杂文和书信，促成新的下册。她先作选择，茅盾再删选、调整；这是多方合作的出版成果，既应看到她的主动意见，也不能抹去茅盾及编委会的作用。
救亡行动与自身写作
上海“孤岛”时期，她参加妇女组织、义卖和难民救济，曾任中华女子职业学校校长。1941年12月日军占领租界后，她被捕并遭受刑讯，1942年获释。后来写成的《遭难前后》记录了拘押经历，1947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这一作品与她关于鲁迅的回忆文字，是两个相通但不同的写作方向。前者留下占领时期个人遭遇的证言，后者参与文学人物记忆的形成。柯灵的纪念文章出于友人立场，感情色彩浓厚，但也保留了她在文化界组织活动和处理文献的具体见闻。
战后组织与持续的文化劳动
1945年，她参与《民主》杂志编辑，以“景宋”和本名发表文章，并与马叙伦、王绍鏊等人共同推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1946年，她参加反内战活动，随后进入民进理事会领导层。1949年后，她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务，仍继续鲁迅作品的整理出版。
许广平于1968年去世。将她仅称作鲁迅的遗孀，会遮蔽其此前的教育经历、战时公共行动和编辑决策；反过来，把全部鲁迅遗著出版工作归于她一人，也会误解这一由作者遗产、出版社和文化机构共同构成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