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与皇太后
武则天，即武曌，是由唐高宗皇后、皇太后逐步成为武周皇帝的统治者。她出身唐初功臣武士彟家庭，早年曾为唐太宗才人，太宗死后入感业寺，后来再入宫，成为高宗昭仪。永徽六年（655），她被立为皇后；此后参与奏章处理及朝政，高宗与她并称二圣。皇后参政不等于已正式即皇帝位。
高宗于683年去世后，李显即位，是为中宗，武氏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684年，她废黜中宗，改立后来称睿宗的李旦，仍掌握实际政务，并将东都洛阳改称神都。李敬业起兵、李唐宗室反抗及随后的镇压，发生在这一权力重组过程中，不能与后来改国号为周混作同一事件。
参考：[1]
称帝与用人
690年，武氏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称圣神皇帝，睿宗改为皇嗣。史家通常称这一政权为武周，以区别于古代周朝。她在神都建立武氏宗庙、封授武氏诸王，并改变部分官名与政治礼仪，借此确立不同于皇太后摄政的皇帝身份。
在选官方面，武氏既使用原有官僚，也扩大荐举与自荐渠道。《旧唐书》记载，垂拱元年诏令文武官员及百姓自举，永昌元年又令五品以上官员各举所知。《新唐书·选举志》记长安二年（702）设置武举，考察骑射、步射、负重等能力。这些措施是既有取士体系的扩展，并非由她从无到有创立科举。
她任用狄仁杰等官员，也使武氏亲属和亲近者居要职。与此同时，本纪连续记载宗室、宰相被诛，以及来俊臣等酷吏活动的后果。评价其用人，既不能抹去开拓进身渠道的作用，也不能忽略告密、刑狱和政治清洗造成的恐惧。
佛教与统治合法性
武氏支持佛教的政治意义，尤其体现在《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的宣传。《大云经》本是早已存在的译经，不能把它本身说成武氏时代新造的伪经。孙英刚、朱小巧的研究指出，支持者编撰的是借经疏之名阐释其受命地位的文本，并通过各地大云寺与僧人讲说传播。
这套论述把佛教授记、菩萨示现女身的观念，同本土谶纬及君权象征结合，回应女性君临天下的合法性难题。它是当时特定的皇权论证，不能直接等同于现代性别平等主张。武氏并非只运用佛教资源：河南博物院藏金简以大周国主武曌自称，请求道教神灵消除灾厄，显示其宗教实践的多面性。
复唐与史料视角
圣历元年（698），李显被召回并重新立为皇太子。705年，武氏病中发生宫廷政变，张易之、张昌宗被杀，中宗复位，武周统治结束，李唐恢复。她退居上阳宫，起初仍获皇帝尊号，临终遗制则要求去帝号，称皇后，后与高宗合葬乾陵。退位、去世和身后称号的变化因此应分开叙述。
《旧唐书》既保存其行政与用人事迹，也使用明显带有性别贬抑及正统判断的语言。敦煌经疏则呈现其支持者主动建构的政治形象，金简反映宗教仪式中的自我表述。不同材料各有立场，既不宜照搬史书中的道德谴责，也不宜把政治宣传直接当作社会普遍认同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