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与南京生活
吴敬梓出身安徽全椒的科举家族，早年接受传统士人教育，后来经历家境衰落与应试不遇。他并非明代的吴承恩，而是生活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清代作家。文木老人、秦淮寓客等称谓与其南京生活及写作有关，均属于同一人物的身份线索。
1733年，吴敬梓移居南京，主要以卖文维持生活。他后来没有参加获荐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晚年困顿，1754年客死扬州。除小说外，他也写诗、论文，留下《文木山房诗文集》等著述。把他的一生简单概括为“落第后愤而作书”，会忽略其诗文活动及与同代文人的持续往来。
交游留下的另一幅画像
吴敬梓的南京生活并不是离群独处。叶楚炎依据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怿堂诗钞》，讨论涂逢豫赠给他的五首诗，并结合吴敬梓、吴烺父子的作品，重建相关交游。赠诗既称许吴敬梓的诗赋才华，也表达对其遭际的惋惜，显示友朋未必只把他当作小说作者。
花朝雅集中的唱和、歌舞和戏曲，又是这个文人圈的具体活动。吴敬梓写老伶王宁仲，在热闹聚会中注意失意者的处境；这些材料让读者看到他观察社会的多个侧面。交游与小说取材可以互相参照，但不能据此把所有虚构人物的言行都归到某位朋友身上。
参考：[3]
功名怎样改变人际关系
《儒林外史》以儒生群像为中心，把取士制度与财产、声望、婚姻和地方关系联系起来。第三回写周进长期不得进学，在贡院失声痛哭，后来由商人捐资获得应试资格。取得功名后，不相熟的人也争相攀认，身份变化立刻变成人情冷暖的变化。
同一回中，周进做了学道，愿意体谅久困场屋的范进，却又斥责另一名童生涉猎诗词杂学，要求专心举业。这个并置使人物不只是好官或坏官的符号：他能同情个人遭遇，却仍维护造成这种困境的价值尺度。讽刺因此落实在言语、动作与前后反差中，而不靠作者逐人宣判。
小说与史料的边界
小说肯定不慕功名利禄、保持人格的士人，也揭露追名逐利者的虚伪。其批评对象不是笼统的“所有读书人”，而是把考试名次和财富权势作为衡量人的首要尺度后，社会交往怎样发生扭曲。
《儒林外史》与吴敬梓所处的文人社会关系密切，但作品经过选择、改写和虚构。人物原型研究应说明所据诗文及对应细节，不能把相似之处当成逐项实录。作为作者，吴敬梓的重要性正在于把熟悉的士人生活转化为群像叙事，而非仅仅替现实人物换上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