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语言家园的移民
1865年，“含羞草”号从利物浦载着威尔士移民驶向巴塔哥尼亚，7月抵达今马德林港附近海湾。他们希望在英语同化压力以外保存威尔士语和宗教生活，也期待获得土地与较好的生计。实际面对的却是半干旱海岸、缺乏住所和有限的给养。
聚落随后在丘布特河下游发展，形成罗森、特雷利乌、盖曼等社区；19世纪后期，又向安第斯山麓扩展。这里所说的“聚落”是一组相互联系的城镇与乡村，并非一个独立国家，也不等同于整个丘布特省。
以河水维持农田
河谷耕作需要解决缺水问题，移民建立灌溉渠道，使种植业得以稳定发展。但沿河定居同时暴露在洪水之下，灌溉的成功没有取消环境风险。1899年的大洪水在社区记忆中尤其突出，后来重建礼拜堂时，居民曾根据积水范围选择较高的地段。
格里菲思斯与图思结合档案和居民访谈指出，灾害记忆具有选择性：某些洪水长久留在家族叙述中，另一些同样有记录的事件却容易淡忘。河渠、房屋水痕和重建后的礼拜堂，既是基础设施，也保存了居民适应河谷的经验。
参考：[2]
贸易关系与领土剥夺
威尔士人并不是来到无人之地。特韦尔切、马普切及相关原住民社群已经在巴塔哥尼亚生活，并在初期与移民开展贸易。阿根廷政府提供土地的主张，也不能自动等同于当地社群已经放弃其领土权利。
1879至1884年的“征服荒漠”军事行动扩大了国家控制，造成原住民死亡、被迫迁徙和土地丧失。威尔士移民与邻人的友好交往，可以与这一更大范围的不平等扩张同时存在。以原住民视角组织的联合数字展，特别反对只用“和谐相遇”概括历史，因为这种叙述会遮蔽被迁移者及其后裔的记忆。
报刊与文化延续
语言共同体并不只靠家庭维系。1868年出现以手抄形式流传的《Y Brut》，1878年的《Ein Breiniad》也曾短期刊行。1891年，移民先驱刘易斯·琼斯创办《Y Dravod》，使聚落获得更持久的新闻与公共讨论渠道。
这些报刊连同学校、礼拜堂和与威尔士的通信，帮助移民在远距离中维持文化联系。与此同时，西班牙语逐渐成为更大社会的主导语言，后来的文化延续并非原封不动保存1865年的生活。丘布特的威尔士传统，是在移民、原住民与阿根廷社会不断变化的关系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