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地容量到市政责任
19世纪中叶，维也纳原有天主教、新教和犹太人墓地逐渐接近容量上限。1861年市议会开始推动由市政出资兴建墓地；争论不只关乎土地，还涉及教区管理权和丧葬收费收入。所谓“中央”，指的是集中服务全城，而不是位置居于市中心。
1869年市议会决定购买凯泽埃伯斯多夫和邻近西默灵的土地。选址考虑了土质、平坦地形与继续扩建的可能，尚未使用的部分则暂时出租耕种。公墓因此也是城市把殡葬转为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项长期土地工程。
参考：[1]
跨宗派规划与正式启用
1871年，卡尔·约纳斯·米利乌斯与阿尔弗雷德·弗里德里希·布伦奇里的方案获选。道路、墓区、植栽、办公室与工作人员住房一并安排，既追求园林秩序，也要让家属能够找到具体墓位。
公墓的跨宗派性质引发了启用仪式应由谁主持的争执。1874年10月30日举行未向公众开放的天主教祝圣，11月1日才正式投入使用，两者并非同一日期。新墓地启用时，旧有五处市政墓地停止接收安葬；通向墓园的马拉有轨交通则把远郊设施接入城市日常生活。
宗教分区与荣誉墓
集中管理并未取消不同宗教的葬仪和空间需求。1877年犹太人墓区启用，1904年新教墓园开放，1917年又增设新犹太人墓园。中央公墓既有共同的市政框架，也保留不同社群的制度与纪念传统。
1881年市议会决定为著名人物安排专门墓位，随后形成荣誉墓群。1907至1910年建成的圣嘉禄·鲍荣茂教堂强化了中央轴线的纪念性；1951年增设联邦总统墓穴，又把共和国的公共悼念置于同一场域。普通安葬、文化名望和政治仪式由此相互叠加，而不是彼此替代。
参考：[3]
战争破坏与持续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轰炸严重破坏墓地，教堂穹顶也被毁。战后的修复面对的是仍在运转的墓园，而非一处仅供观赏的遗址；墓穴、道路与建筑的恢复关系到家属悼念和殡葬服务的继续。
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名人墓数量，还在于市政管理如何协调宗教差异、交通、土地和公共纪念。中央公墓把城市对死亡的实际安排留在可见的空间里，也呈现了哪些人物获得公共纪念，以及不同政治时期如何重新使用既有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