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医到民粹派运动
菲格纳出身俄国贵族家庭，青年时期受到妇女教育诉求与社会主义思潮影响。1872年，她赴苏黎世学习医学，在学生讨论圈中接触阶级、资本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她后来放弃完成医学学位，返回俄国，参加到农村为民众提供医疗、教育并开展政治宣传的活动。
她与姐妹参与土地与自由社，最初寄望于服务农民和传播思想。1879年民意党成立后，她进入其领导核心。对她而言，从乡村工作转向秘密政治斗争，与农民反应有限、警察镇压及合法活动渠道狭窄有关；但这种选择并不代表俄国民粹主义只有政治暗杀一条道路，运动内部始终存在不同主张。
暗杀、审判与自我辩护
菲格纳参与策划1881年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但不是街头投弹者。沙皇死后，预期中的政治变革没有到来。她继续维系遭到破坏的地下组织，直至1883年被捕。1884年的“十四人审判”判处她死刑，随后改为终身监禁。
她在法庭陈述中，将推翻专制、争取让个人能够发展才能并服务社会的条件，置于具体政体名称之前。她还解释，自己认为不能只让别人承担暴力行动的风险，因此坚持亲自参与。这些话显示其政治伦理，却是当事人的辩护，不能直接成为对暗杀手段的中立评价。
她的回忆录也没有完全回避暴力的腐蚀作用。她描述革命组织与政府的冲突如何使报复、间谍活动及对武器的崇拜深入社会，并承认革命者曾把手段服从目的视为正当。希望、牺牲与道德损害同时存在，使这部回忆录远比单纯的英雄事迹更为复杂。
监禁之后的历史书写
1884年至1904年，菲格纳被关押在什利谢利堡要塞，长期与社会隔绝。获释后她仍受到流放与居住限制。回到外部世界不等于立即恢复正常生活，长期监禁造成的心理与社会断裂持续影响着她。她后来在欧洲活动，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返回俄国，1942年在莫斯科去世。
她的主要回忆录于1921至1922年出版，1927年出现删节英译本。写作既为她提供重新组织个人经历的途径，也承担纪念死去同伴、解释民粹派政治选择的任务。1926年，她又推动四十多篇革命者自传汇集出版，询问作者为何走上革命道路，并参与修改和注释。
这种工作将个人回忆转化为集体记忆。在苏维埃时代，旧民粹派希望保存自身贡献，却又面对新的官方历史框架。因此，菲格纳的著作既是研究地下运动与政治监禁的重要见证，也反映了幸存者在多年之后如何选择、解释并传递自己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