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予税收，而非整块领土
蒂马尔（timar，亦译提马尔）在广义上指以指定收益支持服役的安排；狭义上则是年登记收益低于两万阿克切的一类授予，与规模更大的齐阿梅特、哈斯区别。这些等级首先衡量收益，不是统一的土地面积。十四世纪已有相关记录，十五、十六世纪形成较完整的登记与授予体系，不能指定某一位苏丹在某日凭空创设。
典型授予以国有土地上的法定税赋为基础。农户继续耕种并承担赋役，持有人取得规定收益，通常不能把村庄当作私人产业任意处分。国家、耕作者和收益持有人的权利并不相同；农民也受到耕作、迁离等限制，不能因土地未私有化就推定其完全自由。
军役、登记与子弟资格
典型持有人是西帕希骑兵，需要按授予条件出征，并依收益承担装备和随从兵士费用。其地方职能还涉及治安，但不是不受法官与官署约束的独立领主。不履行军役可能丧失授予，征召名册、收益登记和任命文书由此彼此关联。
霍华德刊布的十六世纪法令汇编明确要求授予前核查失去原有蒂马尔的原因，防止拒绝出征者借重新申请恢复收益。它也规定骑兵去世后，子弟获授的额度与资格依父亲原收入、死亡情形及子弟年龄而异。家族享有申请上的优势，不等于原有授予作为私产完整传给长子；未成年受领人的军役还可能由随从承担。
参考：[2]
帝国内部并不整齐划一
制度在安纳托利亚与巴尔干尤其重要，却不是全帝国唯一的财政组织方式。埃及等实行年度贡赋的省份未照搬这一体系；东部某些地方存在带世袭性质的安排，波斯尼亚的继承规则也有自己的变化。把经典地区的规则推广至所有省份，会抹去奥斯曼治理中的协商与差异。
受领者亦非始终只有穆斯林骑兵。达林依据地方登记册的研究发现，基督徒持有人在十五世纪若干巴尔干地区占有显著位置，十六、十七世纪仍有少数实例。还有以蒂马尔收益代替薪俸的文书人员，因此授予名称不能直接证明每一受领人都以骑兵身份参战。
从“衰败”叙事到制度转型
十六世纪末的劝谏作者常把制度问题归咎于非骑兵家族出身者侵入。达林将这些论述与登记册比较后指出，军功受领者本来就不限于原持有人之子，约1580年前后也没有整齐划一的招募断裂。她的样本研究支持重新审视“外来者导致崩溃”的解释，并不否认个别地区存在舞弊。
火器步兵和现金军费的重要性上升，改变了蒂马尔的军事位置；持有人却仍参与战争，包括攻城任务。十九世纪新式军队与财政改革又逐步改造、收回相关收益安排，地方遗存并未在一个日期同时消失。理解这一制度，须把收益分配、军役用途和地区惯例分别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