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读写教育的场所
寺子屋在江户时代中后期逐渐普及，至幕末不仅见于大城市，也分布在地方城镇与农渔村。它通常由师匠开办，面向需要获得日常读写能力的儿童；江户还常称其为“手习所”，突出练字这一教学核心。
名称虽与较早的寺院教育有关，开办者却不只僧侣。平民、武士、神职人员和医生等都可能任教，师匠也常兼任经营者。不同地区教师构成并不相同，不能见到“寺”字，就认定它必然是寺院附属学校。
从字形到生活文书
初学者通常先练假名、数字和汉字，再接触姓名用字、附近村名、方位、地名以及短句、书信。师匠亲笔写成的范本与刊印教材并用。学习自己的生活环境怎样被写下来，是识字训练的重要部分。
东京学艺大学依据馆藏教材展示的学习路径，呈现出由单字到词组、由短句到日常文章的递进。不过，这只是概括性的次序，不是全国统一课程；能否继续学到法规或汉文经典，取决于学生、家庭、师匠及地方条件。
算术也很重要，却不能假定每处寺子屋都以同样比例教授读、写、算。珠算可以在家庭、店铺生活或专门算术塾中学习，幕末兼授三者的寺子屋增多。《尘劫记》及以其为名的各种算术书，体现了计算教育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往来物与多样教材
“往来物”原从往返信件的示范文本发展而来，后来成为多种初等教材的总称，不限于真正的书信集。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将所藏资料分为字词、书信、历史、地理、训育和实业等类别，可见读写教学同时传递地名、职业知识和行为规范。
《商卖往来》一类教材关心商业语汇，《百姓往来》等则联系农业生活，另有专门面向女子的教材。书本所预设的读者与生活道路不同，因此教材的流通既体现实用需要，也带有当时社会的性别与身份秩序。
国立公文书馆收藏的1858年《旁注庭训往来》，把《庭训往来》《商卖往来》《实语教》《童子教》等合订在一起。这个具体版本显示，实际使用的书可以集合不同传统，不必对应单一、严格分科的课程。
与近代学校的转换
1872年颁布的学制尝试通过全国学区安排建立学校体系，制度目标与民间师匠各自经营的寺子屋不同。寺子屋及相关私塾积累的读写实践和地方教育基础，有助于新学校开设，但这种联系不等于所有寺子屋都在同一天改名成为小学。
评价其作用还须保留差异。幕末虽有更多女童学习，男女获得的机会和课程仍不相同；地域、家庭条件和在学程度也有区别。因此，一处城镇的入学记录，或某本教材的广泛流传，都不能单独证明全国儿童已接受同等教育，更不能直接换算成统一的识字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