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诗经》先秦称《诗》，也以约数称“诗三百”，后来被尊为儒家经典。今本保有三百零五篇诗辞，另列六篇无辞的笙诗篇目。作品大致跨越西周至春秋中叶，而非同一年或同一人的创作。多数作者已无法确知，个别篇章的传统归属也不能推广为整部书的统一作者身份。

全书按风、雅、颂排列：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这种分类与地域乐调、朝廷及祭祀活动有关，但不能机械地理解成“风全是民间、雅全是颂扬、颂只有历史记录”。同一类别内仍可存在不同的处境、语气和用途。

参考：[1]

《豳风·七月》沿季节推进，写耕作、采桑、纺织、狩猎、收获、修屋与凿冰。农事忙完仍要承担营造劳役，采获和织物又常与公子、公家的需求相连。诗中既有生活技术，也有分配与身份关系；它不是脱离人的劳动而编成的气候表。篇末宴饮祝寿的场景，与此前农夫及妇子的劳作共同构成复杂画面。

《卫风·氓》则以女性口吻回顾求婚、成婚、贫困、辛劳和遭受暴力的过程。桑叶由润泽到黄落，与感情的变化相映；结尾又回望少年交往与信誓，表达对背弃的决绝。这个叙述声音具有鲜明立场，但诗中说“我”的人，并不能因此被直接认定为一位姓名、生平皆可考的历史作者。

参考：[2]

《魏风·硕鼠》以反复呼告大鼠展开，连续更换黍、麦、苗等对象，指责长期供养却得不到照顾，并想象离开之后的乐土、乐国、乐郊。重章不是简单重复，而让不满在相近句式中累积，构成有节奏的抗议。《毛诗序》把它解释为对重敛的讽刺，这一传统解释与诗中索取、离去的结构可以互相参照。

《诗经》的表达还与演唱、仪式和交往相连。钱志熙讨论《毛诗·大序》时强调，诗教原先不只是纸面训诂，而牵涉声歌、礼乐与政治社会生活。这一视角提醒读者：风刺与抒情、音乐与言辞，并非必须二选一。祭祀赞颂、婚姻诉说和征役哀怨可以同存于总集中，不宜把全部诗篇压缩成单一政治口号。

参考：[2] [3]

汉代出现鲁、齐、韩、毛等传诗系统，后世流传的文本主要依托毛诗系统，并与郑玄笺、唐代《毛诗正义》等解释传统密切相连。宋代朱熹《诗集传》又对诗序及旧说重新辨析。所谓“读《诗经》”，因此既可能指读诗辞，也可能包括经师附加的篇旨、名物解释和伦理判断。

这种层次之分可以从具体篇章看到：《七月》的诗辞铺陈劳作，《毛诗序》则把它纳入周公陈述王业艰难的叙事；《氓》的女性经历，又被序解释为特定时代礼义消亡的警戒。序说是重要的解释史料，却不宜不加说明便当成诗作现场的事实。诗辞、传本和历代解说相互关联，也需要分别辨认。

参考：[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