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习者成为教师
萨维特里拜·普勒（Savitribai Phule，1831—1897）生于今马哈拉施特拉邦萨塔拉地区。她幼年成婚时尚不识字，后来在丈夫乔蒂拉奥的帮助下学习，并参加教师训练。教育在她的人生中不只是获得一项技能，也使她能够进入当时限制妇女参与的公共事务。
1848年，普勒夫妇在浦那开展女子学校教育，萨维特里拜承担教学。学校不仅面向通常被允许读书的家庭，也试图让受种姓制度排斥的人获得机会。这项工作招致敌意、骚扰和家庭压力，办学还经历经费短缺与停办后的重开。
合作办学与反种姓实践
学校的延续依赖教师、资助者和其他同道，不能把印度女子教育的全部开端归给一个人。法蒂玛·谢赫等人的合作，也提醒人们注意这一行动的跨家庭、跨社群基础。萨维特里拜既不是孤立英雄，也不只是丈夫意志的被动执行者；她持续教学并参与改革，形成了自己的公共角色。
普勒夫妇及其同道反对童婚、寡妇被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以及禁止受压迫群体使用公共水源等做法。他们把读书机会与日常尊严连接起来：如果女孩可以入学，却仍被视为无权行动的人，教育所面对的不平等便没有结束。
诗歌与书信中的声音
她于1854年发表诗集《Kavya Phule》，1892年又出版《Bavan Kashi Subodh Ratnakar》。诗歌不仅是政治口号，也有自然景物、历史人物、情感与服务经验。2013年《Maharashtra Ahead》介绍其诗集英译时，特别强调这位教师和改革者同时具有独立的文学表达。
其中有关教育与受压迫者处境的作品，鼓励读者打破无知和习俗造成的束缚，争取自尊。她写给乔蒂拉奥的信件，也属于理解其思想和社会活动的材料。把这些文字与办学并读，可以看见她如何以解释、劝说和自我表达参与社会变革，而非只为他人的事业提供陪衬。
照护与社会改革
普勒夫妇建立收容救助设施，帮助面临困境的怀孕妇女和婴儿，将反对羞辱、遗弃及杀婴落实为具体照护。1897年浦那发生鼠疫时，萨维特里拜又与养子亚什万特参与救治病人，自己染疫，于同年3月10日去世。
丈夫去世后，她继续参与求真社相关工作及社会改革。她的经历显示，女性教育、反种姓行动与救助并非彼此分离的慈善项目，而是围绕谁能够学习、得到照顾并在公共生活中拥有尊严展开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