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经验与公共政治
杜特出生于加尔各答一个重视教育和文学的孟加拉家庭，1868年前往英国，翌年通过印度文官考试，1871年开始行政生涯。他长期在孟加拉及奥里萨等地任职，接触地税征收、乡村经济和灾荒问题，1897年退休。行政工作既给予他研究殖民制度的材料，也使他的批评不同于完全置身官僚体系之外的政治宣传。
退休后，他在英国讲授印度历史并参加公共讨论，1899年担任国民大会党勒克瑙大会主席，后来还在巴罗达土邦负责财政事务。在1899年的主席演说中，他强调国家治理不能只听官员意见，也必须听取民众意见。他所倡导的是扩大印度人的发言与参与，不宜直接套用后来群众性反殖民运动的行动方式。
地税与饥荒的制度解释
杜特拒绝把反复发生的饥荒简单归因于人口增长、农民缺乏节俭或气候恶劣。在他的解释中，歉收会成为灾难，是因为农民缺乏购买食物的收入和储备；持续而严格的税收要求，又迫使他们借贷，削弱抵御冲击的能力。因此，全国仍有粮食，并不保证歉收地区的居民能够获得粮食。
他尤其批评地税过重及反复重估造成的不确定性，认为农民无法预知未来负担，因而难以积累和改善耕作。他主张给土地收入征收设定稳定、明确的限制，并保护实际耕作者免受层层加码。这样的主张带有其时代的制度选择，不能把对稳定税负的支持，简单等同于认可地主对佃农的一切权利。
把帝国史改写为经济问题
1902年出版的《英国早期统治下的印度经济史》，考察1757年至1837年的征税、贸易、农业和工业。序言明确提出，已有历史多记述战争与政治，仍须解释普通人的生计及财富来源。这一写作方向，把殖民征服之后的行政措施转化为可以追问其社会后果的历史对象。
杜特认为，英国贸易与关税政策削弱印度手工业，迫使更多人口依赖农业；与此同时，地税和向英国支付的费用使收入离开印度，不能充分回流为当地投资与需求。他将这些过程结合成相互强化的贫困机制，而不把某一次旱灾视为全部解释。其论证借助官方报告与行政资料，但对于因果轻重及地区差别，仍须区分作者主张和已经证实的具体事实。
参考：[3]
改革立场与思想遗产
杜特并非否定英国统治的一切成果。他在同一篇序言中肯定和平、现代教育和法律制度，同时要求改变财政与经济政策。这种一面认可部分制度、一面追问其物质后果的立场，体现了早期印度民族主义者常用的改革语言。
他于1909年去世。其影响不只在于列举殖民制度的弊端，更在于把印度人的经济经验置于公共争论中心：贫困不再被解释为某种民族天性，而成为税收安排、产业政策、收入分配和政治代表权的问题。后来的研究可以修正他的判断，却仍需回应他提出的核心追问，即统治的制度成果究竟怎样影响多数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