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党与立宪转折
比里·帕侬荣（Pridi Banomyong，亦译披里·帕侬荣）在法国学习法律和政治经济学，参与组织人民党，成为其文官领导人。1932年6月24日，人民党的军官与文职成员共同推翻绝对君主制；这不是一个人的政变，也没有立即形成后来意义上稳定的议会民主。
比里起草的人民党宣言把国家归属人民、保障平等与改善生计联系起来，同时容许国王在宪法之下继续担任元首。他参与临时宪法及其后永久宪法的起草。结束君主绝对权力与确立完整民主秩序，是相互关联却并不同时完成的两项变化。
经济保障不是宪法的附录
1933年的《经济计划纲要》主张由国家组织合作社、安排就业，并使儿童、病者、残疾者和老人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比里的论证是，政治变革若只把一个统治者换成许多统治者，而不改变民众生活，便只留下民主的外壳。国家既需提供收入，也需组织生产和供应生活资料。
这套计划把广泛福利与强大的国家经济管理结合起来，不能简单等同于后来以税收和转移支付为主的福利制度。计划被指责为共产主义方案，最终未获实施。帕苏克与贝克的研究把它置于大萧条期间全球扩大国家经济协调的潮流中。1934年，比里创办法政大学的前身道德与政治科学大学，将法律、政治与经济学教育向更多中学毕业生开放，是另一条较持久的制度建设路径。
摄政、抵抗与战后交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比里以摄政身份参与组织国内反日抵抗，与海外自由泰网络及盟军建立联系。这一行动不同于銮披汶政府与日本合作的路线，也不能把海外人员和国内组织的全部工作归于比里一人。1945年8月16日，他发布和平宣言，推动泰国摆脱战时对英美宣战造成的政治后果。
同盟国的立场并不一致。英国1945年7月的内部电报承认反日运动的存在，却仍要求补偿英国利益、取得大米供应并安排战后安全；美国则没有与泰国进入同样的正式战争状态。抵抗运动提高了泰国的谈判地位，但战后关系的恢复还依赖外交交涉，不能概括为一份宣言自动消除了所有责任。
失势与冷战中的流亡
比里于1946年短暂出任总理。阿南塔国王同年去世后的政治风波加剧其处境；1947年政变推翻的是其盟友领导的政府，而非一个仍由他任总理的内阁。他逃亡后又在1949年返回，试图以武力恢复1946年宪制，但行动失败，此后长期居于中国，晚年移居法国，1983年去世。
其流亡既是泰国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也受到冷战外交制约。美国国务院1957年备忘录把他可能回国与中国影响、美国军经援助联系起来，并建议向泰国方面表达顾虑。文件同时承认掌握的事实有限，其中对其动机的猜测反映美国决策者的立场，并不是证明他受中国操纵的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