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学者与年轻寡妇
拉玛拜生于1858年，原名 Ramabai Dongre，出身婆罗门家庭，幼年随父亲学习梵文及宗教文献。1878年，她在加尔各答得到学者授予的“潘迪塔”尊称。因此，Pandita 不是她的名字，也不是一种官职，而是她进入公共生活时的重要学术身份。
1880年，她嫁给孟加拉律师比平·贝哈里·梅达维；两年后丈夫去世，她独自抚养女儿玛诺拉玛。1883年，她到英国寻求继续教育，并在那里受洗加入基督教。她原有学医计划，却因听力障碍未能实现，之后从事学习与教学。
1886年赴美后，她通过演讲、妇女团体和教育界的联系筹集资源。她不只是等待外来帮助的受助者，也在向海外听众解释印度妇女的处境，并提出自己准备实施的教育方案。
庇护必须与独立谋生相连
1887年在费城出版的《高种姓印度教妇女》，是拉玛拜面向海外读者的改革论著。书中她批判童婚和强制守寡，指出废除殉夫习俗并不意味着寡妇已摆脱日常羞辱、剥夺和家庭控制。她支持愿意再婚者再婚，却认为再婚不可能成为所有寡妇唯一的出路。
在第五章与第七章中，她把问题转向生活条件：没有收入、知识与社会支持的女性，即使离开压迫她的家庭，也可能无处可去。因此，学校必须同时提供住所、识字教育和职业训练，使学生有机会成为教师、护理人员或掌握其他谋生技能。
她最初设想的机构应让高种姓寡妇保有宗教信仰及饮食习惯，并结合印度管理者与美国女教师的力量。这个方案仍以特定种姓女性为优先对象，不能等同于一开始便面向所有妇女的普遍教育制度。书中对社会的描述也带有改革倡议和争取资助的目的，而不是对印度所有地区、宗教和阶层的无差别调查。
参考：[2]
从学习之家到饥荒救助
1889年3月11日，她在孟买创办 Sharada Sadan，即“学习之家”，最初只有两名学生；1890年迁至浦那。机构以高种姓年轻寡妇教育为主要目标，早期承诺尊重宗教自由，但学生改宗等问题后来引起争议，损害了她与部分当地支持者的关系。
1896—1897年饥荒期间，救助对象和规模扩大。困境中的女孩被接往浦那附近凯德冈的农场，Mukti Sadan逐渐形成，1898年启用永久性石造建筑。“Mukti”有解脱、拯救之意，这一阶段的机构具有明确的基督教性质，不能与1889年学校的初始安排完全等同。
救助并不止于食宿。1903年建立的印刷所由女性操作，把技能训练带入社区生活。拉玛拜的女儿玛诺拉玛负责编辑《Mukti Prayer Bell》，维持海外联络；米妮·艾布拉姆斯等合作者也参与教学、宗教和筹资工作。机构的延续依靠这一群体，而非创办者一人。
改宗不等于放弃自主判断
拉玛拜改宗后仍使用“潘迪塔”的名称。她与英国导师的通信显示，她并不接受信仰基督教就必须无条件服从神职人员的推论；在女儿教育和自身教学等问题上，她坚持个人判断的权利。她的宗教选择因此既不能简单解释为认同西方统治，也不能从其教育事业中删除。
1905—1907年，Mukti发生宗教复兴活动。研究者苏阿尔萨纳指出，拉玛拜尝试维护印度信徒自己的宗教表达，而外国传教士的解释权及海外资助又限制了她的自主空间。宗教信念既为办学和救助提供动力，也使机构卷入新的权威关系。
她晚年从事马拉地语《圣经》翻译，1922年4月5日去世；完整译本在1924年由Mukti印刷所印出。翻译出版与学校、庇护社区一起留下了她的事业，也显示其遗产同时属于妇女教育史和印度基督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