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夜校与革命联络
纳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onstantinovna Krupskaya，1869—1939）生于圣彼得堡，是革命活动家、教育工作者，也是列宁的妻子与政治合作者。1891—1896年，她在面向工人青年的夜间星期日学校任教。
她在《回忆列宁》的圣彼得堡篇中，把学校描述为了解工人劳动与家庭生活的重要场所。按她的叙述，学生中有人参与政治小组，教师与工人之间的信任也帮助传递消息；她本人曾搜集工厂情况、走访工人住所，并承担联络任务。这是革命胜利后形成的参与者回忆，具有鲜明的列宁主义立场，却也保留了许多非领袖人物参与运动的细节。
从流亡党务到教育行政
克鲁普斯卡娅被捕后遭流放，1898年与列宁结婚；1901年赴国外，先后从事《火星报》等报刊的编辑部秘书工作。这些事务包括维系组织联系，并不只是处理列宁的私人生活。
1917年革命后，她进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参与1918年统一劳动学校相关文件的制定。1920—1930年，她主持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1929年起担任副人民委员。共和国层面的教育机关、后来的苏联整体，以及她个人的职务，应当分别理解；学校、成人教育和校外教育的建立是众多行政人员与教师共同参与的过程。
参考：[1]
识字、知识与政治教育
在克鲁普斯卡娅看来，识字并非学习的终点。理查森对早期苏维埃图书馆教育的研究指出，她把图书馆视为学校之外的重要教育设施，重视读者获得书籍和使用书籍的能力，也主张培养兼有知识与实践经验的馆员。她提出的两年制训练构想，将阅读、课程与图书馆实习结合起来，但并未按原方案完整实施。
她在〈共产党员应当是什么样的人〉中进一步说明自己的知识观：工人出身和阶级感情并不足够，还需要理解社会制度、掌握本职工作的知识，并能组织和说服群众。文中所举地方学校课程的例子，反映了她将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历史教育相连接的思路。这是一套服务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教育理想，不是价值中立的识字计划。
普及阅读的成就与限制
扩大阅读机会与限制阅读内容，在她的实践中同时存在。她支持清除被认定为思想有害或过时的馆藏，并要求图书馆参与政治教育。理查森据此强调，苏维埃馆员不仅负责保存和提供书籍，也被要求指导读者接受特定政治观念。普及知识因而不能直接等同于保障读者自由选择。
图书馆专业教育亦不能归功于她一人。哈夫金娜在革命前已推动馆员课程，德尔曼后来承担莫斯科图书馆学院的组织建设，两人的专业经验各有来源。克鲁普斯卡娅提供的政治支持和教育主张，是这一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一部分。她曾在1925—1926年加入党内“新反对派”，随后退出，并于1939年去世；其遗产既包括大众教育事业，也包括知识传播受到政治控制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