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与神庙的联系
纳波尼德（Nabonidus）统治的新巴比伦王国以两河流域南部为核心。他的统治始于公元前556年，结束于居鲁士征服巴比伦的前539年。现存材料中，国王的形象不仅来自战争和宫廷记事，也来自修缮神庙时埋藏或树立的铭文。为神明重建住所、恢复供奉，是他宣称拥有合法王权的重要方式。
西帕尔出土的圆柱铭文把他描述为照料巴比伦埃萨吉拉和博尔西帕埃齐达两大神庙的国王，同时宣称辛与宁伽尔早已决定他的王者命运。这些说法属于王室自身的政治与宗教表达；铭文中的神谕和梦境，说明的是国王如何解释其行动。
辛的崇高地位与建庙工程
纳波尼德尤其尊崇月神辛。西帕尔圆柱记载他重建哈兰的埃胡勒胡勒神庙，并以众神之王称呼辛；同一铭文也叙述修复沙马什和阿努尼图的神庙。他所推动的宗教秩序重组，因而不是简单停止一切其他神明的祭祀，而是重新安排诸神之间、神明与王权之间的地位。
亚述学者保罗—阿兰·博利厄比较不同时期的铭文，指出辛的称号并非逐年单向增强：国王在泰马期间，若干铭文更充分尊崇马尔杜克；晚期铭文则把原来属于马尔杜克的权能转给辛。这一变化与王子主持政务及国王回归有关。博利厄将其解释为政治领导者与宗教倾向的差异，而非仅凭国王个人信仰就能说明的连续进程。
泰马驻留与伯沙撒的政务
纳波尼德长期居留阿拉伯半岛的泰马绿洲。其子伯沙撒承担巴比伦尼亚的行政事务；国王名下的工程与铭文也涉及王子、神庙官员和地方行政的组织。博利厄据书信和铭文分析，将这一时期部分宗教与建筑政策归于伯沙撒的实际主持。伯沙撒掌握广泛权力，但没有因此取得正式的国王头衔。
《纳波尼德编年史》在数个年份反复记录：国王在泰马，王子、官员和军队留在阿卡德地区，巴比伦新年祭典未能举行。不过，同一记录又明确提到主要神庙的日常祭品仍按惯例献上。王室缺席影响了必须由国王参与的仪式，并不意味着整个神庙祭祀体系都已停止。
败亡之后的两种王者叙述
公元前539年，居鲁士的军队在奥皮斯作战，继而控制西帕尔与巴比伦。《纳波尼德编年史》记载巴比伦城被无战斗占领，纳波尼德后来遭到俘获；同一篇编年史也记录此前战事中的杀戮和掠夺。因此，城市陷落时没有交战，并不等于整个征服过程没有暴力。
《居鲁士圆柱》把旧王描绘为冒犯马尔杜克、加重人民负担的统治者，又将居鲁士的胜利解释为马尔杜克重新选择贤君的结果。这是一份新政权的合法性宣言，与纳波尼德把修庙和王权归于辛的铭文立场不同。两类材料共同显示，宗教语言不仅记录信仰，也参与了王朝更替后的政治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