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寻找子女到公共抗议
五月广场母亲是阿根廷失踪者母亲发起的人权运动，形成于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三年军人统治时期。一九七七年四月三十日，一批母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统府前的五月广场聚集，要求当局说明遭绑架子女的下落。它的名称指向这场持续行动及由此建立的组织，不是广场本身，也不能与五月广场祖母组织混为一谈。
最初的聚会在星期六，后来形成星期四绕广场中央金字塔行走的惯例。警方要求她们保持行走，她们便两人挽臂继续抗议。一九七七年十月，白头巾被用来在卢汉宗教朝圣的人群中彼此辨认，随后成为运动标志。同年十二月八日至十日，阿苏塞娜·比利亚弗洛尔等三名母亲代表也遭绑架失踪；寻找失踪者的人本身成了镇压对象。
白头巾背后的组织工作
公开巡行背后，有一套在监视和恐惧中维持联系的组织网络。保存下来的一九七七年十月会务文件，按拉普拉塔、中心、北、南、西等地域划分参加者，安排小组选出代表，再通过较小的联络群逐层联系更多母亲。文件还提出由核心成员定期会面，协调代表会议的内容。
这份材料显示，母亲们不只是各自站到广场上，也在协商代表、传递信息和组织集体行动。共同寻找逐渐超越单个家庭：她们开始为所有遭拘押失踪者发声，而非只替自己的子女请求例外释放。向国家追问下落、要求说明责任，与母亲之间互相支撑，成为同一场运动的两个方面。
民主恢复后的分歧
一九八三年恢复宪政并没有使寻找工作自动结束。围绕全国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军政府审判、遗骸发掘和家属补偿，母亲们对如何争取真相和正义出现分歧。一九八六年，运动分成五月广场母亲协会与五月广场母亲创始派，二者不能在此后的历史中当作同一套领导和政策。
由埃韦·德博纳菲尼领导的协会强调集体追责，反对以接受遗骸或金钱补偿结束政治要求；创始派则支持家属自行决定是否寻找和安葬遗骸，也愿意通过调查及审判取得证据。分歧不是简单的一方记得、另一方遗忘，而是如何把共同抗争与每个家庭的知情、哀悼需求结合起来。
两种组织立场与共同遗产
创始派的《原则声明》把揭露强迫失踪、拒绝遗忘与有罪不罚列为目标，主张推动国内及国际法律、开展人权教育，并以协商一致决定行动。声明支持民主制度和权力分立，表明利用法律途径并不等于放弃追究国家暴力。
协会的立场则可从其二〇二二年自述看到：它拒绝经济赔偿，并把未领取此类款项列为加入组织的条件。这是协会自己的政治解释和组织要求，不能推及全部失踪者家属，也不能用来否定其他家属的选择。
研究者玛丽亚·维尔希尼娅·莫拉莱斯把两派的差异理解为“母职社会化”的不同走向：为所有失踪者发声，如何与寻找自己子女的需要相处，持续影响组织身份。五月广场母亲的重要性，既在于挑战独裁时期的沉默，也在于把国家必须说明失踪者命运的要求长期留在公共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