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阿里·福鲁吉

福鲁吉生于德黑兰，早年从事翻译和教育，1907年接替父亲出任政治学院负责人。立宪革命后，他协助筹建议会秘书机构，进入第二届议会并担任议长，随后历任财政、司法等职务。

他后来支持礼萨汗，参与组织1925年确认新王朝的制宪会议，继而担任首相，1933年再度任职，1935年失势。学者身份与服务于王权的政治经历并存，也使其文化声望与政治评价不尽一致。

参考：[1]

福鲁吉的学术工作连接欧洲哲学与波斯语知识传统。他曾把1906—1907年伊朗宪法译成法文，又在1931—1941年间出版三卷《欧洲哲学史》（Sayr-e ḥekmat dar Orūpā）。其笛卡尔《方法谈》译文最初附于该书第一卷，后来另行出版。翻译不仅引入论点，也拓展了波斯语表达哲学概念的能力。

古典文学整理则依靠长期合作。他与卡西姆·加尼合作编订海亚姆四行诗，与穆杰塔巴·米诺维合作选编《列王纪》，哈比卜·雅格马伊也参与其《列王纪》选本和萨迪作品整理。福鲁吉同时是1922年成立的伊朗国家古迹协会创办人之一；其文化活动兼有著述、校订与机构建设三个层面。

参考：[2]

1930年代的语言改革受到国家民族主义推动，匆忙创造和强制替换词汇却造成了使用上的混乱。教育大臣阿里-阿斯加尔·希克马特寻求福鲁吉支持，福鲁吉建议由学者集体研究；伊萨·萨迪格受托起草章程。1935年，内阁批准成立波斯语学术机构 Farhangestān，福鲁吉任首任主席。

他重视语言研究、古典文献与文化积累，不赞成把学术机构缩减为强制清除外来词的机关。机构实际运作却越来越集中于术语替换，并受宫廷审批制约。因此，福鲁吉较为审慎的语言观，与国家主导的语言纯化政策之间始终存在距离。

参考：[3]

英苏军队进入伊朗后，福鲁吉于1941年8月再次出任首相。美国驻伊朗公使德雷福斯8月28日报告，他向议会介绍新内阁时宣布伊朗军队奉命停止抵抗英苏军队。其政府面临的是军事占领下的危机，而非正常外交条件下的自由选择。

同年9月，福鲁吉协助完成从礼萨沙到穆罕默德·礼萨的王位交接，希望新王按立宪原则执政。他最后一次首相任期延续到1942年3月，同年去世。

德雷福斯1942年1月12日的电报进一步记载，福鲁吉与外交大臣索海利担忧苏联在阿塞拜疆的干预，希望美国就伊朗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声明。他们把这种外部支持视为缓解占领压力的办法。电报记录的是伊朗方面提出的请求，并不表明美国已经给予相应保证。

参考：[1]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