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与双重王权
望加锡位于苏拉威西岛西南海岸，是今印度尼西亚的港口城市，曾使用乌戎潘当之名。早期贸易中心与戈瓦、塔洛两个紧密结盟的政权相联系；港口城市、望加锡语人群以及戈瓦—塔洛的政治势力，并非范围完全相同的对象。
16世纪，周边农业腹地与沿海贸易相互支撑，马来商人参与稻米与输入品交换。戈瓦和塔洛统治者在1605年接受伊斯兰教。17世纪初，卡拉恩·马托阿亚等统治者发展稻米出口，并维护商人进入港口的条件，使望加锡成为连接群岛东西部的重要集散地。
跨社群交换与公司征服
荷兰东印度公司试图垄断马鲁古香料，反而增加了其他商人利用望加锡转运的动力。中国商品可由澳门葡商运入，也可经过暹罗、柬埔寨和马尼拉再转运。霍尔罗伊德依据英荷商贸记录指出，1620年代后中国船只直航望加锡的证据很少，商品联系却没有因此中断。
这种流通依靠本地航运、海外商人和多处中转港，不只是欧洲公司之间的竞争。1667年的战败与1669年的占领改变了港口的政治地位；荷兰方面的军事胜利也有阿鲁·帕拉卡率领的布吉人军队参与。公司此后谋求以进口专营和航行许可使望加锡依附巴达维亚，部分贸易则转向其控制以外的港口。
海参连接的北澳航路
殖民据点的建立没有终结亚洲商人的活动。18世纪，海参和玳瑁等海产品日益重要，华商、马来商人与苏拉威西船商共同维系贸易。望加锡成为收集、加工和转运海产的中心，货物再进入中国市场。
前往澳大利亚北岸的船队通常随季风出航，在阿纳姆地采集和处理海参，并与当地原住民交换物品和服务。航海者包括望加锡人、布吉人和其他地区船员；澳大利亚史料中的“Macassans”主要是按出发港归类，并不指单一族群。
这条航线的最初年代仍有争论。19世纪末，澳大利亚殖民当局的税费和捕鱼许可提高了航行成本，1906年的禁令及1907年的最后访问，标志着这种季节性远航告终，而非望加锡港贸易本身消失。
自由港政策与城市名称
1847年，荷兰当局给予望加锡部分自由港待遇，试图把以新加坡为中心的贸易吸引回来。登记的进出口随即大幅增加，但萨瑟兰比较地方与中央账册后指出，其中也包含原先绕过征税登记的货流重新显现，数字增长并不全是新创造的交易。
此后蒸汽航运、咖啡和椰干贸易改变了港口经济；自由港地位于1906年取消。与贸易制度不同，现代市政建制和城市范围另有演变：1971年市域扩展，同时改名乌戎潘当，1999年恢复望加锡之名。今日城市的名称与边界，因而不等于早期王国的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