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行为研究的参与者
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1903—1989）是奥地利动物学家、行为研究者，受过医学及动物学训练。他在阿尔滕贝格的家庭地产饲养、记录鸟类，把半驯养动物的日常生活作为研究材料。奥斯卡·海因罗特等鸟类研究者给了他重要影响，行为学并不是由他独自创立的。
1973年，他与尼科·廷伯根、卡尔·冯·弗里希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三人的工作各有侧重，共同提高了对动物个体和社会行为进行生物学研究的地位。
印随依赖什么条件
洛伦茨用“印随”描述某些鸟类在早期发育中形成社会反应对象的过程。其1937年论文并非只讲幼鸟跟着人走，而是区分追随、取暖、求偶等反应，并考察它们是否指向同一个对象。对象的形成与动作如何协调，是两个需要分别解释的问题。
他报告，模仿母鸭叫声后，七只绿头鸭幼鸟会跟随他；停止叫声，幼鸟便出现失伴鸣叫。这个例子说明，刺激的声音特征可能很重要，不能把印随概括为所有动物都会永久认定“睁眼看见的第一个东西”。
他当时强调特定发育阶段和难以逆转的特点，也记述不同鸟种的差异。上述观察支持研究早期经验与反应对象的关系，却不能由少量饲养个体直接推出适用于所有物种、所有社会关系的普遍法则。
参考：[2]
理论在批评中改变
早期比较行为学试图把较稳定的动作模式像身体结构一样进行物种间比较，同时研究哪些刺激能够诱发动作。洛伦茨提出的理论语言使日常观察能转化成可讨论的问题，也容易把“先天”与“后天”画成过于坚硬的界线。
科学史研究指出，丹尼尔·莱尔曼1953年的批评追问：没有见过某种刺激，是否就能排除其他发育经验的作用？洛伦茨后来也承认，本能行为与学习行为不能照旧截然分开。理解这一历史，应把有价值的观察、当时的解释模型和后来修订区别开来，而不是把获奖视为全部理论获得永久确认。
纳粹时期的选择与责任
维也纳大学历史研究记载，洛伦茨欢迎1938年的德奥合并，并申请加入纳粹党；1940年出任柯尼斯堡大学心理学教授。他把家养动物行为变化类比到人类社会，在相关出版物中支持优生学措施，这不是从动物观察必然得到的科学结论。
服役期间，他在被占领的波森参与了以纳粹种族分类为前提的人体研究。独立科学史综述与奥地利历史之家的介绍均记录这一参与；后者也明确提醒，相关研究的具体内容和后果尚未得到充分分析。因此，既不能淡化其政治参与，也不能把尚未核实的个别后果直接归于他。
战后洛伦茨恢复研究，在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机构工作，后来返回奥地利。他的科学影响与政治责任需要同时呈现：行为研究的贡献不能抵消纳粹时期的选择，而对这些选择的批判也应以具体档案和研究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