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镇到宗教城市
盖鲁万（Kairouan，亦译凯鲁万）位于今突尼斯中部平原。670年，欧格白·伊本·纳菲建立军镇，城市随后成为北非伊斯兰扩张和区域统治的重要据点。9世纪阿格拉布王朝时期的繁荣，留下了宗教建筑和城市设施。历史上的伊弗里基亚是区域名称，并不与现代突尼斯国界完全重合。
盖鲁万的政治地位与宗教地位并非始终同步。11世纪以后，它作为学术中心的重要性下降；突尼斯城后来成为政治中心，但盖鲁万仍保有重要的宗教声望。城市的持续生命也体现在老城住宅、街道与宗教场所的使用，而不只是王朝更替的记录中。
礼拜建筑与城市供水
大清真寺现存主要格局来自9世纪重建，宽阔庭院与多柱礼拜殿相接，北侧矗立方形、多层宣礼塔。它的空间安排和装饰影响了马格里布其他清真寺。866年建成的三门清真寺则以雕刻立面著称，表明宗教建筑同时承担着表达赞助、信仰和工艺的功能。
阿格拉布蓄水池通过相通的水池组织城市供水，是宗教纪念建筑之外的重要工程遗产。老城狭窄曲折的街巷与内向型庭院住宅，则体现日常居住空间的组织。清真寺、水利设施和民居构成了相互联系的城市环境，而不是彼此孤立的古迹。
参考：[1]
手稿记录的知识往来
至9世纪，盖鲁万已聚集研究伊斯兰法、神学和《古兰经》的学者，后来吸引远至伊拉克和伊比利亚的求学者。现存手稿包括萨赫农《穆达瓦纳》的残片，其中记录了伊斯兰历235年，即公元849—850年，在作者本人指导下研习的活动。这类记录把城市的学术地位落实到具体的阅读和传授过程。
乔纳森·布罗科普对一份约10世纪法律手稿的研究，辨认出埃及学者伊本·阿卜杜勒·哈卡姆著作的传本，并通过批注和相关残片讨论其与巴格达马立克派学者阿卜哈里的联系。字迹、缝线和校改痕迹使分散残叶能够重新关联，也显示知识并非只靠完整书籍远行，而是在抄写、讲授、比较版本和通信中传播。粗糙的实用法律手稿与精美的《古兰经》抄本并存，反映了不同的书写用途。
收藏延续与现代保护
盖鲁万地位下降后，手稿仍被保存、阅读和补充。1294年的旧藏书登记及捐赠题记，为收藏的延续提供了证据。穆罕默德·贝伊·拜拉姆在1897年发表的记述，又引起了地方官员和学者对清真寺藏书状况的关注，随后展开整理工作。现代研究接续了当地既有的保存活动，并非面对一批从未被使用的“失落”文献。
1983年开始的突尼斯与德国哥廷根大学合作项目，推动在拉卡达建立羊皮纸与手稿保护修复实验室、培训人员并配置设备。盖鲁万历史建筑群于1988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筑保护与手稿修复分别保存了城市的物质空间和学术活动痕迹，也使研究能够从宏观的宗教中心叙述，进入具体的材料、读者和传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