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校挑战知识的等级
乔蒂拉奥·富勒(Jyotirao Phule,1827—1890),亦称Jotirao或Jyotiba Phule,是英属印度西部浦那的教育活动家、反种姓思想家和马拉地语作者。他出身于从事园艺的马利种姓家庭,曾在传教学校接受教育,主要活动于今马哈拉施特拉地区。
1848年,富勒在浦那开展女子办学,妻子萨维特里拜·富勒承担教学并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行动者。此后的学校也面向在种姓秩序中受排斥的儿童。学校既遭到保守力量反对,也依靠同道支持而运作;1852年,富勒的教育工作获得殖民地教育部门表彰。对夫妻二人而言,识字不是终点,教育还使学生能够质疑把不平等说成天命的观念。
《奴役》与农民处境
富勒在1873年的《奴役》(Gulamgiri)中,将反种姓论述同美国废奴联系起来,向参与废奴的人们致意。他重新解释印度教神话,把婆罗门权威叙述为征服、支配及掩饰其来源的结果。这里的远古征服故事属于他的论战性历史解释;作品的现实目标是打破种姓等级的神圣外观,使被支配者重新判断其生活秩序。
1880年代初形成的《农民的鞭子》(Shetkaryacha Asud)进一步描述乡村的债务、税收、仪式费用和行政纠纷。历史学者多米尼克·文德尔指出,富勒在这些文字中不仅批判婆罗门中介,也揭示殖民地官员对农民生活的无知,以及行政制度如何容纳和维持支配关系。因而,他对英国政府的改革期待,与对殖民统治实际运行的批评同时存在。
把办学经验转为公共主张
富勒于1876至1882年担任浦那市政机构成员。1882年,他向亨特教育委员会提交意见,主张重视大众初等教育,反对把资源集中于少数人的高等教育后,等待知识自行向下扩散。他强调政府从劳动大众取得收入,也有责任为其提供教育。
其建议包括强制初等教育、教师培训和足够薪酬,以及贴近农业、卫生和日常谋生的课程。这既是扩大入学机会的诉求,也是对学校内容和教师社会背景的改革。富勒于1890年去世,晚年著作《公共真理宗教书》在次年刊行;其思想后来成为非婆罗门运动和达利特思想的重要资源,不过这两类后继运动对种姓经验与政治代表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
日常援助与求真社
学校之外,富勒夫妇支持寡妇再婚,并于1863年在家中设立帮助寡妇安全生产、避免杀婴的收容设施。1868年,他们向被视为“不可接触者”的人开放家宅水井。这些行动把改革落实到求学、取水与生育等具体生活领域。
1873年9月24日,富勒成立求真社(Satyashodhak Samaj)。该组织主张人的价值不取决于出身,反对宗教活动必须经由婆罗门祭司中介,并推广不由婆罗门主持的仪式。随着活动向乡村扩展,教育、慈善和宗教实践相互连接。求真社并不只是一次反种姓宣言,而是让成员在婚姻及社会交往中实行不同规则的组织网络。
参考:[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