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官员与改革主张

伊斯梅尔·凯马利(Ismail Qemali,1844—1919),亦以伊斯梅尔·凯马尔贝伊·发罗拉(Ismail Qemal Bej Vlora)之名见于文献,是出身发罗拉显要家族的奥斯曼官员和阿尔巴尼亚政治人物。他在1912年独立宣言的形成及发罗拉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其政治经历则有很长一段属于奥斯曼帝国内部的行政与改革活动。

凯马利曾担任奥斯曼中央及地方官职,主张改革帝国的统治方式,限制过度集中的权力。他与苏丹的关系趋于紧张,1900年离开帝国,转赴欧洲活动。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后,他又进入奥斯曼议会。帝国宪政与阿尔巴尼亚民族权利,在这一阶段仍是交织的问题,而非从一开始就只有脱离帝国这一条政治路线。

参考:[1] [2] [4]

从自治诉求转向独立

在回忆录中,凯马利把自己支持宪政的目标解释为:不同族群在共同的政治框架内获得保障,而不是被迫放弃各自的身份。他记述1911年参与起草的格雷恰备忘录提出民族权利要求,同时仍表达对奥斯曼帝国的依附。这是他事后对自身立场的说明,也反映自治要求与独立诉求之间存在变化。

1912年秋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奥斯曼军队失利,塞尔维亚、黑山和希腊的军事推进加剧了阿尔巴尼亚政治人物对瓜分的忧虑。凯马利与路易吉·古拉库奇等人转而推动独立,在布加勒斯特争取侨民支持,并同奥匈政界接触。历史学者莱迪娅·杜什库将这一转折置于战争、地方精英行动和亚得里亚海列强竞争的交汇中:独立既是民族政治选择,也是一项应对战争局势的防御性行动。

参考:[3] [2] [4]

发罗拉会议与临时政府

1912年11月28日,发罗拉会议通过独立决定,凯马利被选为临时政府首脑,天主教神职人员尼科莱·卡乔里担任副职。12月4日,会议进一步批准政府组成。会议、独立宣言和内阁组成是相互联系而不完全同日完成的政治步骤。

凯马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外交联络、会议领导和政府组织。他并非独自完成建国:古拉库奇等合作者、地方代表和海外阿尔巴尼亚社群参与了动员。临时政府同时包含穆斯林、东正教和天主教成员,试图以跨宗教的共同政治身份组织国家。在凯马利自己的叙述中,他虽获组阁授权,却让会议选出部长,自己分配职务;这份回忆突出的是代表会议为新政府提供正当性的意义。

参考:[2] [3]

国际安排、辞职与身后记忆

宣布独立后,临时政府实际能够管理的地区仍然有限。凯马利在1913年前往欧洲争取承认与有利的边界安排,但新国家的制度和疆界也取决于列强谈判。伦敦大使会议于1913年7月决定把阿尔巴尼亚组织为列强保证下的世袭公国,并由国际控制委员会监督行政与财政。凯马利领导的临时政府与这一国际安排下的公国政府并非同一套权力结构。

1914年1月22日,凯马利辞职,把权力交予国际控制委员会。他的回忆录载有当天交接文件,将此举解释为结束权力分裂、建立统一政府的办法。此后他主要流寓欧洲,继续关注阿尔巴尼亚事务,1919年1月在意大利佩鲁贾去世。1920年出版的英文回忆录保存了他的帝国与建国经历,也带有为自身政策辩护的鲜明立场。1932年,他的遗骸移葬发罗拉的纪念墓,成为独立纪念活动的一部分。

参考:[2] [3] [4]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