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相之后的辅政安排
明太祖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中书省和丞相后，政务更集中于皇帝。四辅官等安排未能持久，随后设置殿阁大学士，主要在皇帝左右备顾问、办理文字。洪武时期的大学士，还不能直接等同于后来具有票拟权的内阁阁臣。
明成祖即位后，选解缙、黄淮、杨士奇等入值文渊阁，逐渐使其参与机务。因为在内廷供职，这一辅政群体被称作内阁。它不是恢复中书省的另一种名称，而是在不重建丞相职位的条件下，以近侍顾问协助皇帝应付繁重政务。
票拟与批红的两道环节
票拟是内阁对奏章拟写处理意见的工作。大学士把批答草稿写在小票上，随奏章呈给皇帝裁定。其作用不仅是修饰文字：如何概括问题、提出何种处置，都会影响皇帝所见的政策选项，但拟稿本身还不是最后生效的命令。
这项做法在洪熙、宣德时期发展，正统时期进一步成为内阁的固定职责。皇帝同意后以朱笔批答，称为批红或批朱；不满意可以发回重拟，称为改票；奏章留在宫中不处理，则称留中。不同阶段的区分说明，掌握代拟机会与拥有最终裁决权并不是同一回事。
参考：[3]
六部与首辅的实际影响
明代六部分理事务，制度上直接对皇帝负责，并不正式隶属于内阁。大学士兼尚书等高衔，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可以按该衔实际统辖相应部务。随着阁臣持续参与机要，内阁的地位不断上升，首辅、次辅与其他阁臣之间又逐渐形成影响力差别。
杨士奇、杨荣、杨溥在仁宣时期的活动，以及张居正任首辅时的权势，都反映特定人事和政治条件下的阁权发展。强势首辅可以深刻影响部院运作，却没有因此取得一项始终不变、能独立于皇帝的宰相法定权限。讨论“权压六部”，应把实际政治影响与正式组织隶属分开。
宫廷文书与权力边界
内阁下的诰敕房、制敕房等承担誊录、保存相关文书的事务。明代中后期，司礼监又常承旨代行批红，使外廷阁臣的拟稿与内廷传达环节相接。宦官获宠时，能够凭借接近皇帝和办理批红的地位干预内阁；阁臣影响力也随君主信任和宫廷格局而变化。
因此，明内阁既不是只抄写文件的书房，也不是现代责任内阁。它没有议会信任机制，不以集体向议会负责为存在基础；同时又不能与清代内阁直接混同。理解其制度，关键是观察奏章由谁阅看、意见由谁草拟、批答由谁核准和传递，而不是只根据“内阁”这个沿用至今的名称判断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