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者伯夷王廷中的大臣
加查·马达（Gajah Mada，旧拼法Gadjah Mada）活跃于十四世纪的爪哇满者伯夷王廷。他曾在特里布瓦娜女王与其子哈亚姆·武鲁克统治时期任职，所持patih amangkubhumi或mahapatih等称号通常译作宰相或首席大臣。他不是满者伯夷君主，其权力存在于王室、其他大臣和地方统治者之间。
他的生平材料性质不一。1351年的铭文直接留下了Mpu Mada及其高级官衔；1365年成书的《爪哇史颂》保存了接近其在世年代的宫廷叙述；后出的《巴拉拉顿》则提供较丰富的故事和人物冲突。《爪哇史颂》第71歌把他开始承担重大政务追溯到1331年，《巴拉拉顿》又把其升迁与萨登战事、阿利亚·塔达的举荐联系起来，呈现的重点并不相同。
帕拉帕誓言与扩张的代价
《巴拉拉顿》记载，加查·马达表示，在努山达拉若干地区臣服之前，不享用palapa。誓言列出巴厘、巽他、巨港、淡马锡等地名；palapa的译法涉及饮食或享乐含义，文本中的核心是以自我约束表达扩张目标。大臣们的嘲笑、争论和随后的权力冲突，也构成这段记载的一部分。
誓言表达政治意图，却不是各地已经归入同一行政制度的证明。考古学者班邦·布迪·乌托莫依据铭文和文献，区分了满者伯夷实际控制的区域、受其保护或与其交往的外部地区，以及平等往来的外国。他强调，港口贸易、贡纳、军事行动与地方统治关系各有机制；《爪哇史颂》的地名清单不足以直接绘出一幅与现代印度尼西亚相同的国家版图。
扩张也伴随暴力。《巴拉拉顿》第十章记述1357年布巴特冲突：巽他王室与满者伯夷的婚姻安排发生争执，巽他一方拒绝接受被置于臣属地位的条件，继而遭到包围，国王及随从在战斗中死亡。文本把加查·马达列为冲突中的关键人物，同时也写到温克尔亲王及多位满者伯夷军政首领的行动。这是编年叙事所呈现的权力冲突，而不是一段没有抵抗与代价的“统一”过程。
礼仪活动与身后权力安排
加查·马达的活动不限于军事。纪年为塞迦1273年、即公元1351年的铭文，记录他主持祭祀建筑的修复与奉献，并把这一举动联系到信诃沙里末代君主克尔塔纳加拉及其死难随从的纪念。铭文同时列出王室成员和他的官衔，使这项活动呈现为王朝礼仪及政治记忆的一部分。
《爪哇史颂》记载他卒于塞迦1286年，即1364年，并描写王室为继任人选长时间商议、难以决定。随后被委任承担事务的官员中，有阿特马拉贾、军事首领姆普·纳拉以及负责宫廷等事务的大臣。诗歌高度赞扬加查·马达，但它同时留下了集体议事和职责分配的记录，显示王朝运作依赖的不只是一个人物。
《巴拉拉顿》的传本另记卒年为塞迦1290年，与《爪哇史颂》不合；Brandes译本对此标出应读1286年的校正。1364年的纪年因此有更接近当时的宫廷作品支持，而非依据后世传说推算。
现代群岛团结的象征
印度尼西亚独立时期，加查·马达的名字被赋予新的公共意义。1949年成立的加查马达大学采用他的名字；该校历史说明把这一选择解释为对群岛团结精神的继承，并将其联系到民族大学、人民大学与潘查希拉理念。这份自述说明了现代教育机构如何选择和使用历史象征，而不是十四世纪人物对共和国政治的预先规划。
在这种民族叙事中，王朝大臣的扩张愿望被重新理解为民族统一的先声。乌托莫对疆域证据的分析则显示，十四世纪的王权网络与现代主权国家并不重合。加查·马达的实际任职、军事及礼仪活动，与后来围绕其姓名形成的团结理想，因而构成两段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