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师到文化组织者
萨瑟兰从教育工作走向戏剧与文化组织。加纳独立前后，她参与建立作家组织和实验剧团，把创作、排练与观众培养连接起来。
《福里瓦》《埃杜法》和《阿南塞瓦的婚事》是她的重要剧作。她还参与出版事业，在1973年创办Afram出版社。戏剧和书籍分别提供现场交流与长期传播的渠道，机构建设因而成为其创作生涯的一部分。
实验剧场与口头传统
加纳戏剧工作室提供排练与试演空间，获得政府、艺术委员会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支持。她发展的Anansegoro戏剧形式植根于阿肯的Anansesem讲故事传统；采用英语演出，也可与本地叙事形式相结合。
参考：[2]
儿童、阅读与游戏空间
她与摄影师威利斯·贝尔合著的《Playtime in Africa》将儿童游戏作为值得观看和理解的文化活动。《The Roadmakers》也是两人的合作成果。文字与影像相配，使儿童日常经验成为作品的中心，而不只是成人社会的附属。
担任加纳全国儿童委员会负责人时，她推动把公园、图书馆和儿童文化活动联系起来的构想。Mmofra基金会延续了这一方向，强调儿童接触本地文化、自然和开放空间。基金会1997年起开展活动是在她去世之后，后续实施依靠家属、合作者与支持者，不能全归为她本人完成的工作。
泛非联系与延续中的变化
萨瑟兰与非洲及非洲侨民艺术家的交往促进了跨地区合作。她在1980年代提出历史戏剧节构想，成为1992年首届PANAFEST的重要来源。
哈基卜梳理的研究显示，后来的节庆与她最初强调的戏剧训练及作品创作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其文化教育方案在延续中也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