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经历与跨地域求学
奥布拉多维奇生于巴纳特的查科沃，即今罗马尼亚的恰科瓦。他青年时期进入霍波沃修道院，取得“多西泰”这一修道名，1760年离院后在萨格勒布学习拉丁语，并在达尔马提亚从事教学。此后，他的求学范围扩展到希腊语世界、维也纳和德意志诸地。
1782年他到哈雷，接触约翰·奥古斯特·埃伯哈德等人的启蒙哲学，随后赴莱比锡学习和出版。这段经历使学校、书籍及世俗伦理成为他改革思想的中心；知识的价值在于能否改善人的生活，而不只是保存既有权威。
参考：[1]
游历背后的朋友与出版合作
旅行并非单纯漫游。他常靠教授语言或私人授课维生，同时借助朋友进入新的学习环境。1785年初，他在伦敦经人介绍结识约翰·利维。利维家中的聚会，使他接触苏格兰知识人及与诺里奇宗教异议者有关的社交网络。
利维夫人帮助他练习英语、了解新书，并参与希腊文到英文的翻译练习。研究者佩尔西达·拉扎雷维奇认为，这类交往让他看到朋友集会如何支持知识传播。后来他与帕夫莱·索拉里奇等合作者形成的网络，也把教学、出版和读者的培养联系起来。
他的自传《生平与历险》分两部分于1783年和1788年出版；寓言及道德论说则把阅读转化为教育活动。索拉里奇在他去世后继续整理其文稿，于1818年刊出《Mezimac》，体现了这项事业超出个人生涯的合作基础。
《致哈拉兰皮耶的信》的读者
1783年在莱比锡刊印的《致哈拉兰皮耶的信》，写给的里雅斯特的友人哈拉兰皮耶·马穆拉，既寻求印书资助，也说明他为何采用通俗语言。印刷所需经费使商人、朋友和潜在赞助者成为启蒙出版实际依赖的一环。
他反对用大多数人不能理解的教会斯拉夫语垄断书面知识，希望有学问和未受充分教育的读者都能接近有用书籍。信中把共同语言置于教派差别之上，讨论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联系，并主张宗教宽容。
这里的语言共同体是作者提出的文化主张，与他对教育普及的期待相连；它产生于跨越哈布斯堡与奥斯曼疆界的人际和出版网络，并不是一份已经实现的统一国家制度。
在起义政权中推动教育
奥布拉多维奇支持1804年开始的塞尔维亚起义，1807年携藏书来到贝尔格莱德，成为卡拉乔尔杰的顾问和其子阿列克萨的教师。他推动学校建设，也参与起义政权的行政工作。1811年，他获任教育主管，并在同年去世。
1808年贝尔格莱德大校开办时，他发表了开幕演说。学校的创办者和首任教师伊万·尤戈维奇承担具体教学与组织工作。贝尔格莱德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保存的校址沿革，将两人的作用分别记述：奥布拉多维奇的启蒙倡议与公共支持，同尤戈维奇的办学实践结合。
学校于1809年迁往后来称为“多西泰学园”的建筑，并在那里办学至1813年。奥布拉多维奇的教育活动因此既表现为文字中的改革主张，也落实在战争时期的教师、校舍和行政安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