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强制栽培制度：作物、劳役与殖民财政

强制栽培制度的荷兰语名称为Cultuurstelsel，英语通常称Cultivation System。这里的“印尼”指今日印度尼西亚范围内的殖民历史，制度的主要实施区域是爪哇，而非当时整个群岛统一适用的一套农业法规。它由总督约翰内斯·范登博斯推动，目的在于把农民的土地和劳动转化为殖民政府控制的出口收入。

咖啡、甘蔗、靛蓝、茶和烟草等都进入这一体系，但种植结构随地形、气候和行政决定而异。西爪哇普里安干等山地以咖啡、茶见长，三宝垄、泗水一带则有重要蔗糖产区。糖业只是体系的一部分，各作物的生产组织和各地承担的负担并不相同。

参考：[1] [2]

制度的典型土地要求是拨出五分之一农地种植指定出口作物；实际运作则围绕逐级下达的生产目标展开。巴达维亚政府将指标分给各驻扎区，再经欧洲官员、爪哇地方长官和村长向下分配。早期分配有时欠缺对土壤、技术和生产能力的了解，名义比例并未完整反映每村实际承担的负担。

劳役原则上附着于土地所有权或村地使用权，成年男性户主可以派替代者。富裕农户可能付钱让少地、无地村民代役，结果是承担劳动的人未必拥有被征用的土地。栽培劳役之外，农户还可能承担道路、沟渠等公共工程徭役，两者性质相关，却不是同一项征集。

参考：[1] [2]

农民交售作物可获称为plantloon的现金报酬，但价格通常低于市场水平，其中相当部分又以土地税形式回到政府。款项经村庄权力网络分配，也未必平均落到实际劳动者手中。因此，这不是所有产品一概无偿上缴，也不是农民能够自由选择交易对象和价格的市场买卖。

荷兰贸易公司把殖民产品运往荷兰销售，较高的国际售价与当地低廉的生产成本之间形成财政收益。荷兰本土借此增加基础设施支出，并有条件取消部分消费税。欧洲官员和爪哇地方精英还能从作物销售收益中取得分成，扩大产量便与他们的个人收入相连；村长同时面对上级惩罚和村民生计的压力。

参考：[1] [2]

生产增长和荷兰国库获利，并不等于劳动者生活改善。德兹瓦特等人利用1834—1879年爪哇16个驻扎区的数据研究劳役与死亡率，发现征集劳力较多时死亡率也较高，并以国际糖价、咖啡价格的变动检验这一关系。作者把营养不足、劳动场所卫生条件和流动人口传播疾病视为重要机制；这一健康问题与后世工厂周边是否获得交通、工业优势，是不同的研究对象。

1860年出版的《马哈维尔》将殖民剥削带入荷兰公共争论。作者穆尔塔图利曾任殖民官员，小说把欧洲商业利益、荷兰官僚和地方权力者的关系串联起来。它以文学叙事抨击统治弊端，而非一份可以逐项统计农民负担的行政报告。

参考：[3] [4]

强制栽培从1860年代开始分批撤除：胡椒于1862年退出，靛蓝、茶等在1865年停止强制种植，烟草则在1866年退出。1870年农业立法扩大西方私人企业进入殖民地经济的空间，是制度转折，却没有立即终结全部政府强制栽培。

政府从糖业撤退延续到1890年，咖啡更为持久：普里安干最后一批强制交纳的咖啡直到1917年才送入政府仓库。从国家指定作物转向私人经营，也不意味着农村土地、劳动和殖民权力关系在同一年一并消失。

参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