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集与文体不是同一对象
《楚辞》作为书名，指收录战国楚地诗作与汉代相关作品的总集；楚辞体则指可以被后人继续采用的语言、节奏和表现方式。前者有具体篇目和传本，后者并不受某一部书的收录范围限制。写了骚体作品，也不意味着作品一定进入传世《楚辞》。
传统将《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归于屈原，《九辩》归于宋玉。汉代作品则包括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与刘向《九叹》等。某些篇目的作者有异说，因此全书应被理解为跨时期的作品集合，而不是屈原的一部完整自传。
从刘向整理到王逸章句
西汉刘向校理文献时，把有关作品编为十六卷。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又收入自己的《九思》，形成十七卷的传世体系。单篇创作、总集编纂与章句注释分属不同阶段，不能合并成一个没有分别的“成书日期”。
王逸不仅解释字词，还为各篇作序，说明作者、背景和主旨。他将屈原塑造成忠贞而受谗的臣子，这种解读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阅读传统。研究者熊良智指出，楚辞的经典地位与汉代的整理、诠释密切相关。今天的读者既在读诗，也在接触这些后来形成的解释。
香草、美人与远行的结构
《离骚》开头以血统、命名与自身修养建立叙述者形象，继而反复写佩兰、采芷、种蕙等活动。芳香植物不是随手铺陈的景物，它们与坚持品格、忧虑时光和辨别同道连在一起。诗中芳草也会失去香气，因而不能把每个植物名称都机械固定成一名历史人物。
王逸序以香草配忠贞、以美人联系君臣关系，是重要的政治比兴解释。诗的表现力却不止于符号对照：驾龙、登天、寻访与求合，把现实中的不遇展开为广阔神游。到远行者回望故乡，车马迟回，离去与眷恋再次冲突。这个情感结构不能简单化为一段实际旅行路线。
参考：[3]
楚地空间与多重声音
《九歌》把鼓、瑟、酒浆、芳草和衣饰写入迎神、事神的场景；《湘君》《湘夫人》则让沅湘、洞庭的水域与期待、失约、赠物交织。王逸将这组作品联系到楚地祭祀歌舞，提示其地域文化背景，但具体演出方式与作者改写程度，不可只凭序说就全部还原。
文本中的“兮”形成鲜明的语气停顿，句式长短与反复呼告相配合，声音也随篇章转换。《国殇》写战死者，《山鬼》写幽山中的等待，它们并不都在陈述同一人的经历。楚地文化、神灵角色和后人代言共同构成《楚辞》的世界；珍视其屈原传统，并不等于抹去总集内不同作者与不同发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