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贵族与俄国教育
瓦利哈诺夫出身阿布赉汗的后裔家族，本名穆罕默德·哈纳菲亚，乔坎是通行称呼。父亲成吉思担任高级苏丹，与俄国边疆行政机构合作；祖母艾加娜姆也与俄方保持密切联系。家族地位和草原口述文化，是他进入俄语知识世界的起点。
1847年他进入鄂木斯军校，1853年毕业后成为军官，并在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福尔特身边任职。同学波塔宁、地理学家谢苗诺夫以及被流放西伯利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别构成其学术与私人交往网络。1857年，他获选为俄罗斯地理学会会员。
调查旅行及其政治条件
1856年的伊塞克湖考察兼有测绘、外交与军事目的。瓦利哈诺夫记录《玛纳斯》中阔阔托依祭宴的片段，整理柯尔克孜人的口述材料。他保存的是既有叙事传统的一部分；史诗的演述者与传承群体构成这些文字记录的基础。伊犁之行又把贸易交涉同当地社会观察结合起来。
1858—1859年，他隐去军官身份，随商队前往喀什，搜集城镇、贸易、人口与政治情况，形成有关阿尔蒂沙尔，即“六城”地区的报告。旅行依赖商队的交通与交往网络，成果则进入俄国官署和学会。地域知识的积累与帝国对边疆形势、商路及扩张机会的关注相互交织。
习惯法与改革批评
1864年《论司法改革》向西西伯利亚总督陈述了他对草原司法的意见。他主张保留熟悉习惯法的比依裁判，强调声望、当事人选择和公开审理的作用；他还指出，官方征集的“民意”常由富人和官员代言，普通牧民参与不足。
这份论说既维护地方制度，也保留欧洲启蒙与文明等级观念。瓦利哈诺夫赞成教育和物质生活改善，并接受部分严重犯罪由俄国法律处理。他的立场是在帝国统治内部争取适合草原社会的改革，包含对俄国官僚及哈萨克上层的双重批评。
参考：[4]
晚年与文献遗产
在圣彼得堡从事学术及官署工作后，他因病于1861年返回草原。1862年竞逐阿特巴萨尔高级苏丹职位未能就任。1864年参加切尔尼亚耶夫的军事行动后，他因反对其对当地居民的处置而离队；此后仍向俄国边疆官员通报伊犁局势。1865年，他在捷泽克苏丹居地去世。
其遗稿、地图、绘画与书信在身后继续整理出版，韦谢洛夫斯基主持的1904年文集是重要节点。这些记录兼具亲身观察、地方传闻和行政调查的性质。2020年英译选集的编者说明，部分文本来自未完成手稿，存在缺文与历次编辑痕迹，现存版本因而保存着多层次的文献传递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