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到民间去”
她出生于维捷布斯克省的贵族家庭，原姓韦里戈，早年接受家庭教育。1861年农奴解放后的农村生活，使学校、合作信贷和农民互助成为她投身社会改革的入口；其后她与激进知识分子建立联系，1873年加入柴可夫斯基小组。
1874年，她参加“到民间去”运动，试图在农民中开展革命宣传。她既向年轻参加者传授与农村社会打交道的经验，也亲自走访村落。农民并未普遍接受这些城市知识分子的号召；当局的搜捕又使运动迅速受挫，她本人于同年被捕。
流放与政党网络
在“一百九十三人审判”后，她被判苦役并送往西伯利亚，逃亡失败又受到追加惩处。1896年获准返回俄国欧洲部分后，她重新从事地下活动，参与组建社会革命党，运输秘密刊物、联络地方组织，并赴海外争取支持。1907年再次被捕后，她又经历监禁和流放，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才恢复自由。
她在美国的知名度来自组织性的宣传活动。1904年她与海姆·日特洛夫斯基赴美，接触社会主义者和进步派，演讲、采访与募款相互配合。爱丽丝·斯通·布莱克韦尔后来编辑其回忆和书信，使她的个人遭遇成为海外理解俄国革命的重要窗口。
1917年的声望与分歧
重返彼得格勒后，她支持克伦斯基和临时政府，主张继续对德作战。记者露易丝·布赖恩特到冬宫采访时，看到她住在简朴的小房间里，而非传闻中占据沙皇宝座。布赖恩特记述，她期待立宪会议建立政府，愿为克伦斯基四处奔走；这种拥护并不意味着她掌握政府决策权。
布赖恩特同时记录了她与工人、士兵之间的疏离：一个获得美国资助的教育计划，被反对者视为反苏维埃的政治活动。记者对她怀有敬意，却把她反对十月革命解释为老一代革命者与新革命目标的冲突。这是带有作者政治立场的解释；布列什科夫斯卡娅自身则坚持支持战争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选择。
海外生活与“祖母”形象
1918年，她参加萨马拉立宪会议成员委员会及乌法会议的活动，1919年赴海外，后来居于捷克斯洛伐克，1934年在布拉格附近去世。她晚年的工作仍包括为儿童教育筹措资源，革命组织者与教育倡导者的经历贯穿其一生。
“祖母”这一称呼突出牺牲、关怀和苦难，也可能遮蔽其政治激进性。历史学家菲舍尔·冯·魏克斯塔尔比较她不同时期、面向不同读者的自述，发现其对政治暴力的表态并不始终相同：面向美国公众的宣传往往淡化这一面，晚年回忆则更明确地肯定暴力。支持暴力、参与组织与亲自执行袭击是不同层次的事实，现有研究未把她认定为具体袭击的执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