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区域化与制度形成
拜占庭军区制度通常指东罗马帝国中期以地方军事指挥区为基础的组织安排。希腊语 thema,复数 themata,在文献中可以指军队,也可以指其驻防和行政区域。这些含义与制度是在数世纪间形成的,7世纪的军队配置与9—10世纪的成熟军区体制并不完全相同。
7世纪东方领土丧失后,帝国军队重新部署于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孔、亚美尼亚孔、色雷斯西亚等军队名称,与晚期罗马的东方、亚美尼亚及色雷斯军事指挥传统相联系。旧有民政与财政机构仍曾在新军事布局内延续,因此难以将整个制度归于希拉克略某一天颁布的统一改革。
指挥区、官职与名册
地方军队由称为 strategos 的将领等官员指挥,帝国各军的头衔并不完全一致。奥普西金军的统帅使用 komes 头衔,其早期军队活动和后来领土范围也不能简单重合。
官印提供了具体的职官证据。被编入《拜占庭帝国人物志》的约翰,即 Ioannes 395,其8世纪印玺列出 patrikios 荣衔和安纳托利孔军将领的职务。这证明相应头衔和军事指挥关系的存在,但印玺本身并不记载一套完整的土地分配制度。
到9—10世纪,地方征募名册与君士坦丁堡的登记系统相联系,地方官员负责管理记录,军队也接受点验。军区因此不只是地图上的边界,还包括征募、装备、补给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行政联系。
军户与军事地产
军队维持越来越多地利用地方资源,但士兵家庭的资产、服役责任与皇帝供给可以同时存在。8世纪法律材料讨论服役女婿与岳父家庭之间的装备、衣物和军饷结算,表明支持士兵的产业并不一定全部由士兵本人所有。军户还可能通过亲属分担服役及费用,经济实力也并不齐一。
关于军事地产,霍尔登强调10世纪立法所确立的保护安排,并承认更早已有家庭资助士兵的证据。科森蒂诺则从军户同时包含家庭、住所和财产的含义出发,强调服役与产业基础长期相联;他将君士坦丁七世949年的法律理解为对既存关系的明确规范,而非土地与兵役关系突然出现。
该法为受保护的军事财产规定维持服役所需的最低价值。这样的法律保护、军队地方化和早期驻军,是相互关联但时间不同的过程;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帝国曾在一次改革中向所有军区士兵统一授田的说法。
持续调整的地方军事体系
地方社会并未独力承担全部军事开支。帝国仍通过粮食、捐给和兵员补充支持地方军,也以中央军团配合作战。军区兵与中央军并存,是其运作的重要条件。
随着部分军区细分,安条克公爵辖区等较大军事指挥单位又统合更广区域。到11世纪,兵役负担日益出现以货币缴纳来履行的形式,军队组织也更多使用职业士兵。军区名称的延续,因而不代表早期征募、财产与指挥关系始终不变。
参考:[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