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多数与王权保留
柯伊拉腊参与领导的尼泊尔大会党，在拉纳家族统治结束后的政治竞争中主张议会民主。1959年全国选举中，大会党取得下院109席中的74席，他随后组成政府。这是政党通过选举取得执政权的突破，却不是王室已经退出政治的标志。
新宪法下，首相来自下院多数，但国王仍掌握军队，并拥有罢免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等权力。民选内阁与保留强大权力的君主并存，使政治冲突不仅关乎政策，也关乎谁能最终决定国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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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民主社会主义
柯伊拉腊政府于1959年废除比尔塔土地授予制度，尝试削弱特权性土地关系；它也调整对外贸易安排，并与中国签订1960年和平友好条约。这些措施由内阁和行政机构执行，不能仅归为首相个人的行动。
在其民主社会主义构想中，政治自由与改善社会经济处境并非二选一。萨普科塔的研究强调，他把资源分配、基层参与和社会公平与多党政治联系起来，拒绝以社会主义为由取消自由。这一思想也揭示了实施难题：议会授权本身，并不足以消除土地、阶层与国家能力方面的不平等。
政变后的监禁与分歧
1960年12月15日，马亨德拉国王借紧急权力解散内阁并逮捕政治领袖。柯伊拉腊被长期监禁，直至1968年获释，此后前往印度。王室随后建立的无党派潘查亚特体制，并非原来议会制度的平稳延续。
大会党内部对于如何反对新体制并不一致。柯伊拉腊一派在流亡期间主张民主革命，另有派别寻求与王室合作，或试图从制度内部促成转变。因而，反对王权集中的政治阵营也包含不同策略，不能视作始终一致的单一力量。
参考：[2]
小说中的个人生活
柯伊拉腊的文学声誉早于首相任期。1935年，他在《Sharada》发表《Chandrabadan》；1938年，三篇作品收入《Katha Kusum》选集，后来又有1949年的小说集《Doshi Chashma》。迈克尔·赫特指出，虽然政治占据他的公共生活，直接的政治议题在其小说中反而并不突出。
他的独特贡献在于将社会习俗与人物心理相联系。《上校的马》通过年轻妻子与年老丈夫的婚姻，表现被压抑的欲望及权威关系；作品并不满足于给人物贴上善恶标签。政治家与小说家的身份因此既相互关联，又不能相互替代：前者争取公共制度中的自由，后者展示人在家庭与社会规范中的复杂处境。